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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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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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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警惕对国家介入的简单想象  

2007-11-19 11:24: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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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申端锋的长篇书评“农民合作的想象与现实”(载于《读书》2007年第9期,以下简称申文)一文,心中颇有不解,对申文中多处武断之语,笔者更是不敢苟同。鉴于申文讨论的是农民合作与国家介入间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得出的结论又至关紧要,笔者深感有必要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和澄清,以防掉进想象与现实的双重陷阱。

申文是从罗兴佐著《治水:国家介入与农民合作》(以下简称罗著)一书所作的引申,两位的观点和立论逻辑基本相同,尤其是申文对罗著强调国家介入的观点表示了深刻的赞同。因此,本商榷文章也意味着对罗著的一定反思。

对于加强农民合作的必要性,三农学界似乎早有共识,开出的药方也是五花八门。单就药方本身来说,不能否认其各自的药用价值。关键在于,应把握好每种药方的适用范围并作好相互之间的配合,而不是非此即彼舍我其谁的思维框架所能凑效。

为作到这一点,首先,我们就不能用想象替代事实,包括对历史事实的诊断。申文开篇不久便谈到了孙中山对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感叹,并将此视为“近代以来中国农民合作和组织问题”的“真问题”。这一点恰恰是对历史事实倒果为因的误会。孙中山的困境在于他没有找到动员和组织社会的有效途径,因此只能将问题归结到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和“自由太多”上去,实际上,这样埋怨普通民众实在有些不公道,孙中山自己不也承认人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的区别吗?孙中山之后的政党正是因为找到了动员和组织农民的有效方式,才最终使农民全面整合到革命和建设中。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国家权力来主导——政治权力在中国一直就没有放弃主导社会的意图,而是以什么方式进行有效的和社会乐于接受的介入;同时,农民也不是在抽象和绝对的意义上不能合作起来,关键要看农民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他们所处的利益结构如何——这一点后文还将进一步谈到。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历史上的农民合作也应有一个更为客观的认识,从而作为思考今日农民合作问题的参考。比如,罗著强调“国家的强力介入,克服了几千年来农民的组织困境,从而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中建造起了无法计数的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基本上实现了农田水利化。”何谓“几千年以来农民的组织困境”?我们熟知的历史事实是,传统村落内部由宗族主导的合作体系和由熟人社会结成的互助网络,一直都在化解小区域的公共事务危机,包括水利危机;而大区域直到国家范围内的水利工程,一直都是依靠官僚体系主导的,并由此形成了东方“治水社会”(魏特夫语);而在王朝末期,社会危机加剧,农民在生存底线挣扎,暴力反抗便随之周期性爆发,在这一过程中,也不存在所谓的“组织困境”问题。由此看来,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大兴水利只是用国家力量填充了衰落的村落自主力量,同时在官僚主导大范围水利工程上更进一步,而不是所谓“克服了几千年来农民的组织困境。”当然,建国后的水利成就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但造成这种水利成就的前提是国家高昂的介入成本和持续的政治动员,而不是简单的国家“强力介入”。也正因为如此,这种介入只能是暂时性的。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以现代公共规则的建立为目标的国家,其政治权力不可能不再考虑其运作成本,更不能是无限度的。更何况,建国后大兴水利只造就了行政控制下的机械团结,并没有在村落内部和村落之间形成内生性的长效合作机制。所以,一旦国家权力退出,农民合作的困局便一如往昔。

接下来的问题是,对于这一困局,无论是简单地重新“唤回”国家,还是条件反射式的拒斥国家,都不是理性的态度,也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诚如申文所言,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民合作问题“被置换为”国家的组织问题。遗憾的是,“置换”并非“解决”。也正因为我们只是采用了简单的短暂的置换,才当然“与从西方舶来的市民社会、社会资本等合作理论并无关联”,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它能说明今天以至往后,这些理论与我们也“无关联”吗?

那么,今日农民合作的“真问题”又在哪里?申文认为“当前关于农民合作和组织问题的讨论过于强调农民的自愿性,而忽视了国家的强制性作用”,“没有把握住当前农民合作和组织的真问题”。言下之意便是,国家的强制性作用不可忽视,而且是“真问题”的所在。问题是,国家的介入如果以强制性的面貌出现,由此而来的消极后果我们又该如何面对?我们又如何保证新一轮的国家强制会带来更为有效的农民合作?

申文接下来对罗著进行了引证,认为现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愿合作“显然是不现实的”,但申文之前又承认:江西的宗族型村庄和关中地区的户族性村庄“仍然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持着合作”。这个矛盾应该怎样解释呢?难道荆门的个案能够遮蔽江西和关中经验的独立意义吗?申文的尴尬在于它试图从罗著中引申出一个普适性的命题,而罗著并不能无限推论。这也是当前我国三农研究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之一,对此贺雪峰已撰文呼吁进行中观研究,即区域化的比较研究。个案的研究结论只能适用于与个案类似的经验类型,而不能笼统的上升到整个国家层面。这是我们应该警醒的。

同样,罗著对市场化的悲观后果的判断也让笔者费解。事实上,在我所调查的部分农村地区,公共事业市场化的结果带来了农民自主合作的加强,这一方面是因为原来政府包办的事业现在改为服务导向,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此方面农民有利可图。所以,核心的问题或许在于水利机构并未能真正走向市场,让农民看到可即的利益。否则,真正优质的服务哪个理性的农民愿意拒绝呢?因此,仅仅据此推论是市场化导致了“水利工程单位普遍面临的经营困境”而否定市场化的积极价值,并未切中问题的要害,毋宁说是水利工程单位的体制性束缚和不善改革带来了自身的困境。毕竟,水利工程单位是产品供给方,而分散的农民导致交易成本过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况且这一局面对供给方来说也不是不可改变的。而申文的发挥:“市场的逻辑与乡村社会自身的逻辑并不总是一致的,国家的介入实际上是农田水利有效供给的前提”看似成立,实际上也值得商榷。因为市场逻辑与乡村社会自身逻辑的不一致,并不必然导致国家介入的必要性。在申文的逻辑中,好像国家的介入才与“乡村社会自身的逻辑”相一致。在笔者所作的全国不同省份二十余个村落的问卷调查中,我就清楚的发现,现在的农民对国家介入的态度非常矛盾,一方面他们希望能有国家的帮助,比如在政策上、技术上和资金上,以帮助他们在诸多公共事业上的重建和发展;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执行的能力和效果表示了种种忧虑。这种矛盾心态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社会现实,因为任何逻辑的推演都不能取代农民的主体性观念。所以,申文仓促认为“学界主流通过与人民公社体制相映照而对国家权力保持警醒的做法,显然已不合时宜”就有些武断了。实际上,学界对国家权力的警醒并非仅仅来自于人民公社的经验,也并非学者的思维惯性,相反,它更多的是对我国现实的权力体制的一个谨慎判断。众所周知,在目前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下,更多的是产生压力-依附性的权力机制。对农民来说,因为平行监督和社会监督力量的双重缺位,地方权力特别是基层权力不能有效嵌入乡村社会,中央的农村政策并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笔者近期就了解到,宁夏某国道旁边的农村竟然以筑墙画画替代新农村建设,而领导视察的专车因为在高速路上飞驰而过,根本让人意识不到那些原来只是画而已。这种以假乱真的想象力在全国各地农村并不鲜见。)所以,农民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不应该一味的强调国家介入的重要性——对这一点农民心里比学者可能更清楚,而是应该进一步分析,国家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才能获得农民的欢迎,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最后,申文重提费老的观点,认为问题的关键“乃是如何使农村发展的收益留在农村,而不是被提取”,而国家目前的政策“也就为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问题恰恰出在这里,正是国家政策的一定转向,使得农村重新拥有利益分配和利益发展的空间,也使得在此基础上村民的自主合作成为可能。我在关于村民合作的区域比较调查中就发现,围绕利益分配的公共事务,村民能够比较迅捷地达成群体性活动;而围绕发展型的公共事务,也出现了部分村落精英的志愿性动员——这显然是申文所认为“人们的合作和组织之所以达成,无外乎三个原因”之外的情况;而当发展性的公共事务与利益分配相结合时,村民自发的群体性活动更是容易达成。在此过程中,国家可以起到积极的配合作用,但部分村落自身依然保持着一定的自我行动能力,农民也可以结成相应的群体性活动应对公共事务。也就是说,当农民所处的利益状况发生改变时,他们的合作能力也会发生改变。所以,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是依靠农民自愿还是回到国家主导,问题在于如何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有机衔接,并充实这一衔接的基础:利益,特别是增加分配性利益在乡村社会的比重,从而将农民吸引到合作的轨道上来。离开村民合作的利益基础而抽象地在国家、市场与农民诸多力量之间游走,只能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掉入到对依靠力量的想象中,而不利于我们对农村现实的进一步探索。国家权力当然“并不必然在农民合作问题上是负面力量”,但国家权力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不至于成为农民合作问题上的负面力量,国家权力怎样运行才能成为农民合作的正面力量,等等,才是更值得我们思考的真问题。只是提出“以国家权力为主导应该是今后农民合作发展的一个方向”的应然判断,并未增加申文评价罗著时所说“确切的知识”贡献。相反,在不同农村地区的治理问题上,简单强调国家权力的介入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因此,申文结尾的论断就更加让人警醒了:只要国家致力于把资源留在农村,“农民合作的成功就必然要实现由以资源为基础的合作向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合作的转变,这是小农经济基础上农民合作的一个必然之路……不管是‘国强’还是‘民富’,都要国家权力发挥主导作用”。这种对国家毫无保留的崇拜掩饰不了其论证逻辑上的致命缺陷,对此,前文已经论及。在此,笔者不得不补充的是,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已经和正在脱离小农经济的形态;我们也不能否认,今后我国农村地区的治理结构不再能是单一力量主导的,相反,多元力量介入配合才是长远之道。

行文至此,可以发现,不管是罗著还是申文,都没有跳出国家、市场与农民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得出的强调国家介入的结论也并未能在相关问题的深化上作出应有的理论贡献,而只是反击了那种本能式拒斥国家力量的态度。实际上,这其中也存在一定的假想成分。目前我国的农民合作,单靠乡村自生的力量自然是难以实现,但自生力量本身却也是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样,单纯依靠国家的回归也并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因为国家还要解决自身权力有效性和介入方式的问题;而国家权力若不能与乡村自生力量有机衔接,不仅必将在实践中走向功能递减,更在心理上不能得到农民的普遍认同,由此带来的农民合作也只能是表面而不持久的。所以,我们既不能陷入对国家、市场和农民任何一方的单方想象中,也不能回避国家、市场和农民的深层现实。我们既不能陷入西方学术话语的陷阱,但也不能陷入中国“本土逻辑”的陷阱。

                                                                                                      2007-9-25改定于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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