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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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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武汉二景——当道拦车与开门要钱  

2007-12-24 20:16:0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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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本文题目标明的是武汉,但我下面所描述的两个景象,相信在我国其他地方也可能存在,至多其“花样”会变换一下。

第一景,在马路当中拦车要钱。这种人专门挑那些价码比较高的新款车——想必车主一般会比较有钱。一旦瞄准,就直接冲到车前。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拦车者一般会选择车速较慢的繁忙地段下手,以矫健的身姿冲到车前,也不至于有生命危险。于是车被迫停下,此人便拍打车门,既而转至车窗拍打示意,“聪明”的车主往往摇下小半个车窗,拿出几十元至一百两百不等的钱给拦车者,由此取得通行的“权利”,酷似交过路费。去年夏天,我到武汉,从江汉路出来,在一条靠近长江的大道旁,目睹了一例这样的事情,加上朋友在旁边详细地“讲解”,便对这一现象发生兴趣,觉得是一个博弈与秩序生成的绝好素材。

稍作分析就可以发现,在警力一般不大介入的情况下——武汉的治安管理有如这座城市一直以来就非常疏阔,拦车者的成本可能就是:脸皮,交通安全意义上的风险,加上车内人的反抗或是被拦车后面所有车主的联合抵制,当然,在一个治安良好的社会中,拦车者可能还会面临来自路边陌生行人的斥责,但鉴于当下中国社会的原子化,这一成本对拦车者来说基本上不用考虑。对于这种人来说,脸皮早已不是考虑因素,正因为豁得下脸皮,才有了震慑一般人的那股“匪气”;剩下的就是安全风险,但正如前文所示,拦车者选择的路段都是颇为讲究的,只要适当注意,交通安全意义上的风险也同样非常小,而对于经常闯马路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接下来的风险就来自被拦车的车主和车内其他人,所以拦车者多选择只有驾驶一人的好车,一般的车主都会推测:这种不要命的地头蛇还是不得罪的好,谁知道得罪了这位爷会不会马上招致一伙人上来纠缠?况且开车的人都急于赶路,不想惹太多的麻烦,就算叫警察,也是颇费周折的,还有,万一惹火了这位,他砸了你的车怎么办?那么,该车背后那些也要急于赶路的车主呢,他们为什么不联合下车施加压力于这位拦车的“土匪”呢?我的发现是,后面的车主都探头观望,我想到的是,他们普遍在幸灾乐祸。拦路者也非常聪明,他们并不很频繁的去拦,这就是说,能被拦到的几率对一般的车主来说就非常小,加之被拦的多是有钱的主,非常具有选择性,“破财消灾”也具有当下中国社会心理意义上的“合法性”。在此情况下,就很少有主持正义的志愿者出来。

这样一来,也形成了一个局。路上的行人对此像看猴戏一样,觉得是于己无关的事,一般人也不会去打电话报警,因为你不知道在你打电话时旁边会不会有这位拦车者的同伙在。被拦的车主也不能寄希望于路边行人为他报警,甚至他根本不希望报警,因为在警察到来之前完全有可能发生对他不利的事情。“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于是变成“赤手空拳的缠住开大奔的”。大部分车主虽然因为前面的车被“叫停”耽搁了自己的通行,但他们的选择往往是鸣笛施压——那意思再明显不过:哥们,给点钱算了,别影响大伙赶路!

第二景,开门要钱。这种事情我以前去武汉时也多次碰到过。不过,这次出现的一些细节让人难以平静。每次打的去汉口火车站返回南京,我都会在车停的那一刻发现车门被外面的人打开了。然后,开车门的人就会伸手向我要钱。当然,这种事似乎也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但回头一想,还是感觉很不舒服。谁让你替我开门了?——这完全是强买强卖嘛!但开门者似乎又想通过为你做一件事取得向你要钱的合法性(或曰说辞)?也就是说,你享受了“下车有人替你开门”的服务,你至少得为这种服务付费。一般的乘客也是因为要急着进站上车,就给他们一元两元。如果你不给,这些穿着破烂甚至往往身体有残疾的开门人就在你身前挡道,甚至直接抓住你的衣角纠缠,让你觉得难堪或难受,到最后你一般还得投降。最近一次,也就是上个月,我去武汉大学参加完“中部崛起与县市政府创新”的全国学术研讨会,打的去汉口火车站时又碰到同样的麻烦。不同的是,这次是两个小男孩,也就十几岁的样子,而且他们在我乘坐的这辆车快要停下的时候扭打了起来,结果有一个小孩取得了优先权,开了我的车门,然后跟我要钱,另一位小男孩在旁边观望着。我清楚地记得他们在扭打时,其中一位也就是后来“为我开门”的那位用手指着对方的鼻子说:“妈的,老子早就告诉你这是我的地盘!”这个细节让我记忆至今,我怎么回忆都觉得这应该是香港小混混说的话,真实的出现在自己眼前,而且是十几岁的小孩,还真有点不适应。当时,我故意向司机装作不懂地问“要不要给他们钱?”司机很干脆的回答:“别理他们,你赶你的路。”我下了车,便被这位小男孩缠住。估计他还是刚“上道”不久,我装作很凶的样子吼了一声“干什么!”他便停在那里,没再继续跟随。这只能说明,我这次比较幸运,因为对方还没有“死缠烂打”。当然,那个小男孩觉得打不过我肯定是一个原因。

对于这第二件事情,我想到的是这些孩子们的未来。他们或许因为各种原因,要么来自农村,失学后来到城市,没有别的生存技能,只能以这种强制性乞讨的方式谋生,或者背后有丐帮操纵;要么来自城市,因为各种原因无人看管,来到这里,或者逃学到这里鬼混(当然这种情况很少)。他们天然而本能的意识到,在收“开车费”的地盘上,也是需要争夺的,当强势的小孩取得优先权,他可能会面对一个更为强势的不给钱的人,这种事会强化他对力量的重视:只有力量才是这个世界唯一的道理。我担心的是,这些小孩子这么小就开始生活在这样的丛林状态中,他们还会有多大变好的可能,就算给他们以新的教育机会。当然,出现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社会生了病:“为什么这些边缘少年不能在学校里接受教育”?“为什么政府或车站方面没有人来治理这种无政府状态?”

我一直认为,从社会里可以看到政治的逻辑,权力和秩序的毛细血管遍及生活的每个角落。上述两个事情同样可以从原初秩序生成的角度进行深度解释,并以此反思政府权力及其合法性的来源。拦路要钱与开门要钱,表面上不同,实质上相似,在公共权力和社会压力缺席的情况下,都是表面上的弱者抓住了你的软肋,强制性地让你把钱交出。“弱者的武器”在此也可以适当转化,获得另外一种解释力。

社会科学家有诸多如《街角社会》这样对边缘社会展开的研究,当下处于激烈转型的中国,时时刻刻都上演着这样的事情,给予关注和思考是首要的。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应该担当什么样的责任?否则,正如储建国老师讲的,中国人现在一怕见官,二怕出门。每次出门都是如此恶劣的感受,我们也就只能呆在狭小的空间中不出来。但是,社会终究是需要有力量来管理的。不管这个社会离我们有多远,它都不是与我们无关的事。因为谁都难以保证自己有不碰到这种事的幸运。                          

                                                                                               2007-12-23复旦北苑面壁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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