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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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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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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由钱理群“说话的三条底线”所想到的  

2007-09-11 22:44:1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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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钱理群先生曾在笔者原来所在大学(武汉大学)的一次讲座上说,人说话应该有底线,这些底线依此是:一,力图说真话;二,不能说真话则应保持沉默;三,无权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时则不应伤害他人。钱先生补充说,无权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若这种假话并未伤害他人,这种人可称为奴隶,尚有可同情处;但若为伤害他人而说假话,则只能称奴才,不可原谅。

在这里,钱先生实际上提出了说话的三条底线,即说真话、沉默、不伤害他人。这三条底线是一种递推关系:求前者而不得则求其次。所以最后的底线就是不伤害他人。(笔者理解的“他人”是善良无辜之人,应受谴责之人不在此列。)既是底线,就是说话起码的标准,但就是这些起码的标准我们也不那么容易做到。

先来看说真话。众所周知,说真话是每个正常人的自然愿望。顺带说一句,笔者理解钱先生所说的真话是指真情实感、真知灼见、真相等等与虚假相对的概念,因此生活中善意的“假话”不在本文讨论之内。但在一个现实的社会中说真话并不容易,因为这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和正直的人格力量。“文革”中说假话的程度和水平均属空前,但并不能说明人民不愿说真话,只能说明说真话既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又需要极大的勇气,包括牺牲精神。所以马寅初才敢提出人口论,遇罗克才敢写《出身论》,也只有顾准才敢大胆宣言“从理想主义转向经验主义”。他们的共同点是因说真话而获罪。所以,在一个非常态的社会中,说真话往往意味着付出生命的代价。上述那类人是如此的“凤毛麟角”正从另一侧面说明了说真话的艰难。但一个常态社会里,说真话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呢?显然不是。中国有句俗语,“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可见中国人并没有坦诚的习惯和气度。个中原因,大家都知道,是因为有所顾忌。此种习惯扩展至公共领域就是真假相掺,假话连篇。因为真话总是招人嫉恨,敢说真话的人也就少,因而愿说真话的人也随之少。更进一步说,只有对真的价值绝对肯定并执着追求,真话才能在社会中占上峰。这涉及到信仰。但对中国这样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如此期待未免太天真了。尤其是当说话与说话人现实利益联系在一起时,我们更难以期待真话究竟能占多大份量。所以让中国人全面彻底地说真话这一点并不容易实现。

所以有第二条底线,沉默。钱先生的意思是,如果你不想因为说真话而受损,那你也可保持沉默,这比说假话要好。对这一点可以适当推开来说。按照政治学的说法,沉默是保持个人的消极自由,但它毕竟属于自由,而且不会扭曲真相。(至于前不久有人放言“沉默意味着犯罪”与此已经不是同一个问题了。)将沉默放在第二条底线的位置,是因为沉默的人还心存真实和对真实的珍视,因而也有捍卫真理的意义。更何况沉默是社会中很多人的生存状况,也是他们的习惯。鲁讯先生不就曾说他自己“沉默时感到充实”么?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一文中说他沉默的原因是他信不过现有的话语圈。可见话语上的沉默是一种很普遍的需求。无论如何,沉默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不可或缺的;在一个常态的社会里,你可以通过沉默的方式保持自己的清白。虽然,沉默与说出真相不能同日而语;但与说假话却有本质不同,而与所谓的“表态”相比就更有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的特征在其中,因此这还可以算作是一种不太糟的状态。不管喜欢沉默的人是多数还是少数,人都有沉默的权利,因为它是言论自由的应有之意,这种权利可以保证他在说假话和不说之间还可以作出选择。

最糟糕的状况就是你连沉默的权利就没有。就我理解,这是一种异常严酷的局面,那就是胁迫你表态,否则就有生命之忧。较之于生命,对大多数人而言,仍要求其沉默未免太过苛刻。在此情况下,你不得不说话,但又不能说心里话,只能说那些矫情得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话;你不能说真知灼见,只能鹦鹉学舌极尽谄媚之能事;不能说穿真相,只能将其“艺术化”的加工,就像奥维尔在《1984》中描写的“真理部”所做的一样。这时候,你欲哭无泪,欲笑无声,你完全是在表演另一个自己,陌生的自己,这会使你感到羞耻和痛苦。但钱先生说,即使是如此严酷的境遇,人还是可以在伤害他人与不伤害他人之间作出选择。我想先生的这一观点显然是因为他本人在文革中的切身之痛吧。怕就怕一个人不仅不以说假话为耻,反而以之为荣并以此作为迫害他人谋取私利的手段。这就越过了社会道德的最后底线,它的危害已经远甚于假话本身了,它意味着道德的彻底沦丧。因而,这种人只能称奴才。说假话而不伤害他人,自己独自承担包括耻辱感在内的所有后果,这种人尚有可取之处,也还有变好的可能,因此有同情之处,因为他的悲哀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悲哀。

可以看出,上面三条底线是随人的话语境遇的不断恶化而设定的起码要求。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人们应当力争说真话;在不能说真话的境况下,人应当保持沉默;如果连沉默都不能做到,说话也不应伤害他人。按说,在我国目前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中,保持这三条底线应该不是很艰难的事,但如你所知,一旦牵涉到切身的利益,坚持说真话的人就会减少;坚持沉默的人也会减少。那么,我们只能期待第三条底线了。如果这一条底线能得到守护,我们还可以感到些许安慰,因为这至少还说明我们的同类人性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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