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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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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有关政府起源问题的若干争论  

2007-09-11 23:00:2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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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先生在《龙的诞生: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故事》(载于《读书》2000年第12期)一文中,从中国原始宗教演变的历程中分析出中国最初国家的产生。实际上揭示了中国原初政府的产生逻辑。盛先生的解释与通常的经典理论的确不同,但也成就了一家之言。

探索政府的起源问题非常有趣,但有相当的困难。这主要是因为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主要是以文字的出现为标志)之前的漫长历史很难考察。以中国为例,夏之前的历史尚未通过考古得到可靠的证实,即便是夏王朝本身的存在与否也存在争议。我们对此前的社会状况特别是政治状况的了解或理解,就只能通过传说和推理来实现了。而推理是否符合史实也是难以证实的。困难的另一原因在于,世界各地情况各异,政府的起源问题是否有统一的答案,也即,在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中是否有共同的线索可寻?这些问题至今都难以得到很好的解答。达尔文的进化论只是回答了人如何进化而来的问题(马克思指出了劳动在这一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未能解释人类组织化的过程,特别是公共管理机构即政府的产生过程。当然,政府对现在的我们来说更主要的是一个事实,我们探讨其起源,抛开这些难度,主要是为了探寻政府权力的来源问题。

当然,我们首先应对政府的含义予以界定。如果我们以现代的复杂而成熟的政府机构作为参照,将政府定义为“统治和管理社会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的体系”,那么,显然,人类原初状态的管理机构肯定不具有现代政府的诸多特征。因此,不妨将“政府”定义为“一个较大社会范围内相对独立的治理(governance)机构”,其特征在于公共权威性。这样就能将政府的范畴扩展,而不仅仅是我们熟知的政府作为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它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按照这一定义,而不是将国家定义为统治阶级实施统治的暴力机器,则政府可先于国家而产生。也就是说,在前国家状态,存在着一个民主管理(如希腊氏族社会的公共机构)或宗教管理机构(如下文将要谈到的中国的远古时代,即五代)的社会阶段。只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这种政府形式才演变为国家的主要统治机器,主要体现在对其领土内成员的暴力性强制上。这样一来,对政府起源的研究就转化为对人类最初组织化过程的探索。对此过程予以解释的观点主要有二:一,生产力论。强调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只能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相应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就是民主式的。在此状态下,公共权威机构(政府)并不具有强制性,其产生过程也是和平而自然的。二,宗教说。如盛洪在《龙》文中所表达的观点。其主要逻辑是在前国家状态里,个人出于对自然的敬畏和对死亡的恐惧,形成早期的宗教信仰(图腾是其标志),而那些主持宗教仪式的巫师或主祭则由掌握宗教权力转变为掌握对社会的管理权力(对普通人宗教和生产活动的指挥)。此时的宗教机构实为最早期的政府。随着图腾的简化,多个部落经过宗教整合统一于最高的宗教领袖“天子”之下,完成了最初政治结构的建构和社会的整合,而部落向天子交纳的贡奉转化为赋税。较严格意义上的政府(盛文称之为国家)由此产生。此时的政府可能已演变为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暴力特征),但其最主要的特点是政教合一。此种解释对中国原初政府的产生比较有说服力。

但是,如果将“政府”界定为国家意志(即统治阶级意志)最主要的执行机构时,政府的起源又必须作出不同的回答。政府的起源也就转化为如下问题:上述非暴力性的管理机构如何演变成具有暴力强制性的政府的?解释主要有三:一,契约论。该理论假定了一个自然状态,社会由理性人构成,因为生活的不便或对对秩序的需要,个人通过契约(投票)让渡出部分或全部权利交给公共机构,这便是政府。政府的产生过程是和平的。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洛克和卢梭。但这一观点的悖论正像盛先生所指出的:“在没有政府的丛林中,人不可能平等”(参见盛文),投票和契约因而也不可能。霍布斯的契约论有所不同,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之下,人与人之间就像“狼与狼之间”的关系,出于对秩序的需要,人们通过契约的形式组成具有强制性的政府,并且,人们在让渡出自己的权利以后再也不能收回权利。这一解释仍然属于契约论的范畴,是霍布斯的理论设想,并无丝毫证据。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不平衡性,剩余产品增多,私有制产生;特别是原先的公共管理者,因为便利演变为生产资料和剩余产品的最大占有者;社会由此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社会冲突由此而来;为使社会不至于在冲突中毁灭,掌握生产资料的优势阶级组织暴力镇压弱势阶级的反抗,国家和政府同时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主要依据是摩尔根对土著人的实际调查材料(这是否能够说明早期全人类的发展历程,仍是个问题。),分析的策略是将这一理论放在他们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中,完成了一个自成一家的分析思路。三,另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暴力说。(这一点盛文也提到了。)即曼瑟 奥尔森的“常住的匪帮”说。该理论分析到,在人类早期,“流窜的匪帮”每到一处,就要尽可能地抢走老百姓的财物;但当他们在某一地方常住下来后,就发现如果把财产全抢走了,老百姓就既没有资源,也没有动力进行生产,抢劫就不能持续。于是,他们试着只抢(或强迫老百姓交出)一部分,这部分的比例随着不断试错的过程可能调整到非常低。这就是赋税的来源,实际上也就标志着政府的产生。与恩格斯的政府产生于一个社会内部的解释不同,奥尔森强调政府的产生是由原来外在于社会的强制群体演变而来的。实际上是一个暴力团体社会化直至合法化的过程。单从理论上讲,这也是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但正如盛先生所说的,它无力解释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辽阔的国土上政府的产生。

说到这里,我就有一个疑问:本来是一个历史事实问题,却出现了如此五花八门的说法,各种说法就其本身而言,又好像都能自圆其说;那么,是不是对历史也存在着解释上的“无限可能性”?亦即,它仅仅是一个解释策略的问题吗?

                                                                                                                          2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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