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刘伟的博客

 
 
 

日志

 
 
关于我

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网易考拉推荐

刘伟:东方治水社会的政治逻辑反思  

2007-09-11 23:12: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马克思在考察东方社会时,将其界定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在这一生产方式中,一个个小农都有如一个个“马铃薯”,而专制的国家政权覆盖其上,就好像一口大麻袋将马铃薯装入其中,构成一个庞大的帝国。在这个帝国中,马铃薯之间缺乏有机的关联,也不可能组织起来与强大的国家相抗衡,小农的利益便天然地由“他者”(政府)来代表;而整个国家范围内的公共事务则只能由国家权力体系来提供。尽管马克思没有实地到过东方,他的分析更多地带有西方的参照背景,但他的基本判断无疑是深刻而耐人寻味的:他明确地揭示了东方国家治理模式的内在逻辑。马克思的相关分析也曾经在我国的理论界引发过热烈讨论,但在当前的情势下,重温马克思的独到眼光,无疑有助于我们对东方治水社会特别是中国相关问题的再思考。

在马克思之后,美国学者魏特夫(Wittfogel)更进一步,他直截了当地将“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提出并“强加”在了中国社会的头上。而其中的逻辑恰恰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治水社会”。一个简单的社会事实是,农业是传统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农业正是离自然最近从而也异常脆弱的经济形式,它的脆弱性最直接的体现就在于它依赖于充分而不过量的水供应。用“靠天吃饭”来形容农业、农民直至整个帝国都一点也不为过。众所周知,土壤改良在过去的技术条件下难以实现;诸多“天灾”又难以预测和控制,属于“天谴”的范畴;剩下唯一比较可为的领域就是治水了。中国自身的地理条件也决定了水利工程是这个国家最为重要的公共工程。所以,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的政府都在治水的问题上下过一番苦工夫,几乎是倾全国之力。而治水所仰赖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农民无力自组织,只能在政府广泛动员的情况下才会行动起来。由此一来,整个社会便成为官僚主导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国家强而社会弱,官强而民弱。这一基本格局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而这一特征也深远地影响到中国社会后来的发展路径。这是我们今日反思治水社会时首先要注意到的一点。

如上所言,农业与水密不可分,水利成为小农和政府的头等大事,最终成为政府的日常事务。而水利工程就全国而言,远非个体小农所能担当,因而需要集体的力量,也就是要把小农组织起来共同参与。在中国传统的基层社会,以宗族为主要纽带的乡村动员网络在一定程度上的有效性,使小范围的水利工程得以完成并持续,主要是那些自然村落范围内的水利工程,本地精英自然会在政府的号召下带领族人去完成。但对整个帝国来说,真正的问题可能不仅仅是那些无以数记、星星点点的小工程——虽然它们也非常重要,而是跨地域的水源调度和水患防治工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如何防治旱灾和涝灾。无论旱灾还是涝灾,都是具有明显外部性的大范围的麻烦事。光靠分割的村落自然是无以完成,由此在逻辑上需要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动员、管理和监控网络。就中国历史的实际进程而论,帝国的产生与治水的需要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可能还有争论。但我们无法否认的是,自华夏大地上出现农业国家以来,这个国家的维持却再也离不开对治水的密切关注了,进而也就离不开复杂而完备的官僚系统了。

“夏禹治水”的古老传说是华夏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这充分说明这个国家和民族将治水的问题提高到了什么样的位置。非常明确的是,治水在中国更多地是一种国家行为。无论长江、黄河、淮河,还是诸多的人造河流、湖泊和水库,分布于帝国如此广阔的地区,缺乏任何一个地区政府和民众的支持与配合,治水的效率和效果都难以保证。由此而来,治水社会的一个关键问题便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整个国家内部的权力配置问题。

虽然从历史事实上看,是因为秦始皇改分封为郡县,这个帝国才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强大传统,是为“大一统”。但从逻辑上看,我们还是可以比较容易地推断出:治水是一个外部性强而交易成本异常高昂的公益事业,客观上需要超越于各级地方政府的上级政府直到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来理顺。这在政治上构成中国形式上只有一个权威中心,只有一套权威体系的根源,但也促成了地方政府在涉及公共资源治理的问题上缺乏妥协、谈判、契约的习惯。因为,在强大的中央集权制下,无制度保障其自主性的地方政府要么成为地方利益肆意膨胀的机会主义者,要么就是消极作为,选择将麻烦一路向上推卸直到甩给中央,而这一点自然会贻误治理公共危机的时机。不能回避的是,这一现象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于我们国家,因此构成我们今天反思治水社会的治理结构的理由。

在一个大国的治水问题上,合理的治理结构可能是:统一规划与合理地分工相配套,特别是地方政府之间制度化的分工合作机制的确立。那种完全仰赖于中央政府的习惯可能到了不得不更新的时候,因为中央政府也不是全知全能,将所有的治理难题都推给中央无疑会让它不堪重负。当然,地方政府之间有效的分工配合无疑需要中央政府权威的保证和监管,同时也需要地方政府自身权力结构和治理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特别是地方民众广泛而自觉的参与。这是我们今天反思治水社会的又一关键。

今天反思治水社会的政治逻辑,还有一点,那就是,我们今日的水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迥异于传统中国的水问题,因为它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后果之一,特别是我们无节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结果。传统中国的农业是一个内循环从而也内稳定的经济形态,那时的人力虽远没有今天这样强大,但水问题的麻烦程度可能也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比如说,传统中国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多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水污染。)因此,治水是一个联系着整个国家治理的内政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同时,治水也是一个关联到周边国家的外交问题,因而需要国际社会的积极配合。在这一点上,我们仍然回避不了东方治水社会的核心难题,但更多的是新形式的难题。新老问题的叠加使我们不仅要汲取传统的治水智慧,更重要的是创造适合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治水新模式。这就需要从中央到地方直到普通民众的多元互动网络,而不是传统单向地由政府主导一切。

政治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这一名著中,非常明确地表明了一个国家的地理条件与该国政体形式(实为治理模式)之间隐蔽的联系。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支持了他的论断。在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地理条件可能已不能再仅限于资源、气候、地貌、地形等狭隘的意象,而是一个包含了早已被深刻“人化”的外部环境。由此出发,外部环境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民众和政府行为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他们行动的条件或起点。因此,需要从对东方治水社会政治逻辑的反思上拓展开去,深刻反思今日我国民众和政府行为模式的创新,创新的目标在于形成中国治理的现代结构。在这一努力中,首当其冲地就是政治结构的革新,更具体地说,就是横向的政治权力结构和纵向的国家结构形式的革新。在这个意义上讲,反思治水社会的政治逻辑,是考验我们政治智慧的契机,更是创生政治新思维的契机。                    

                                                                         2007-4-29—2007-5-6

  评论这张
 
阅读(170)|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