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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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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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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监控官员的“私生活”是否合理?  

2007-09-11 23:24:5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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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一位在媒体工作的朋友给我发来邮件,让我就下面这件事从政治学的角度发表一下看法:某市纪检部门为加大反腐力度,决定大胆“创新”,这主要包括全面监控官员们的社会交往和私下应酬,为作到无所疏漏,甚至允许为这些官员的妻子配备摄像头,让她们作为编外“侦察员”追踪这些官员并向纪检部门报告。

中国部分官员的腐败早已让民众异常反感,官方也似乎有决心对此加以严肃惩处,以保证改革所需的基本合法性。但如此为证明目标的正当而不择手段的作法,对正在迈向现代法治国家的中国来说,实在让人在评价时倍感尴尬。而这里的问题正显示了中国反腐败的“本土特色”,值得人们作进一步的思考。显而易见的是,具有此种“特色”的作法在近期也时有发生,只不过其实现形式更有“想象力”罢了。

当时,我对这位朋友作出了下面简单的随想式回答,这也基本上表明了我对这一类问题的分析,当然也有困惑。

这里的问题,理论上好像比较容易说得清楚,但现实的情况远不是那么泾渭分明。首先,这一现象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国政治传统中淡化权利,更不用说权利本位意识了;“私”被包含在“公”中,强调二者界限模糊以保证所谓的“公”)和现有的政治制度(在缺少有效的异质监督主体的情况下,一元化的权力体制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政府只好以比较严厉的表现来回应这种压力,这就难免会出现以“非常之手段”取得反腐成效的事情)是有关系的。

但更直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的还是法律,也最好是法律。因为政治问题倾向于定性,倾向于实际结果而不注重程序是否合法——这在中国早已是“习惯”了。但过于以政治的手段对待腐败并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特别是在政治体制尚未民主和开放的环境。

可以发现,我们现今的政治氛围仍然是特殊主义的。先是不现实地假定官员是思想政治素质过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超人:“公仆”。然后还是发现一些官员腐败得不行,于是又把他们非人般地监控和审讯,到最后都招了。这使得中国的政治领域(或曰官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基本上可以叫法律的“特别行政区”。一个官员如果权势很大(后台很硬),位子很稳,那法律往往是他可玩弄的艺术;但当他成为被监控被整肃的对象,他可能又将深刻地体验中国司法过程的“非人性”和“无人权”。所以许多官员是有赌徒心理的,因为官场的风险是太大了。这样的从政环境是不利于政治责任感的成长的。

以前我曾看过一篇文章,题目大致叫“请关注‘双规’官员的人权”。其中谈到的问题与这个问题有相近之处。法治是普遍主义的,不管是官员,还是普通公民,都拥有基本的公民权利。而私人生活的权利是应当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的。官员虽然是公权力的执掌者,但也是公民,更首先是人,他们应该享受基本的人权。这个道理好说,但操作起来并不容易。比如说,官员,特别是首脑性的官员,势必会受到更多的媒体关注和公众评议,媒体关注多了难免有时会越界,这自然会影响到他们的私人生活。但为了保持言论自由不受损害,这种过密的媒体关注并没有受到民主国家的取缔和限制。问题是,在平常时期,西方民主国家好像没有由政府来主导严密监视官员的私生活,因为这是媒体和小报记者可以放心大胆去挖掘的领地。

由于官员身份的特殊性,主要是他们执掌的公权力容易带来腐败行为,所以官员应该受到更多的监督。这在西方也是共识,甚至他们对官员特别是政治家的道德都有较高的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官员的一切生活领域都应被纳入监控,特别是相关司法程序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但这个城市的作法完全不同。对官员私人生活领域的监视和制度化监督是由执政党和政府主导的官方行为。这一行为导致了公私不分的理论问题,但却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得不这么作的无奈之处。本来,作政治家或官员是公共领域的事情,公众对他们的评价也应主要从他们的业绩出发,至于他们私人交往和生活方面,至多是私下谈论的素材而已,不能太当回事。但这样做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公私之间的界限。这一界限不仅官员把握得好,而且公众也有普遍的共识,更有宪法和法律的切实保障。但这几条在目前的中国都不存在。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存在一个关系网络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常规的、正当的体制化利益表达其实敌不过私人化的途径。因而,官员只要其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往往难免被私人关系捕获。从有效性上讲,关注官员的私人生活圈和社交圈,是比较容易发现或“监督”官员的私下腐败的。

但这样做的结果却也是弊端多多。

首先,在没有确凿证据决定对官员进行监控之前,就日常性地介入官员的私生活,很难说不是违反法律程序的,更不用说是违背现代政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其次,这势必会增加政府成本,对官员的监督成本在目前权力体制尚未实现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是非常高的,而且很难说能常规地保持下去。因为,这些监控的执行者不可能不受到权势者的控制和影响,他们的命运可是放在党政要员的手上的!再者,谁来监督这些监控者的权力,在目前尚无全面保障公民权的法律体系(就算有一些也不能得到有效执行)的情况下,如何防止这些人的权力滥用。这也是个法律问题。再其次,如果时时处处对官员监控,他们会感到生活中无所不在的“不轻松”,这势必会影响他们的工作状态。

应该说,对官员不信任是现代监督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但如果这种不信任走向极端,也未必就是好事,比如说用摄像头这种手段。民法上还讲非法获得的证据无效呢,何况是政治领域,如果政治领域首先都带头不遵守法律程序,一个社会怎么才能建立起让人信服的法治环境呢?所以最重要的还是用公开的合法的方式来实施对官员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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