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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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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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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关于解振华复出一事答记者问  

2007-09-11 23:31:0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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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你怎么评价解振华复出一事?媒体普遍认为这是中央对环保事务加大力度的一个信号。

刘:我个人觉得解振华这件事更多的依然只是具有个案的意义,对他个人的政治生命来说意义自然重大,但不应过分夸大。当然,因为他在环保方面的经验,被重新任用到发改委作副主任(享受部级待遇)负责环保这一块,是可以说明中央对环保事务的重视。但这一点只能是因为发改委内部职能实现了调整,而不是因为由解振华复出来担任此职。反倒是,对本来民众和学者评价就不高的中国责任政府构建来说,下岗的官员频繁复出,打击了公众的期待和信心,使他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形式,走过场。

白:从张文康、孟学农、马富才、解振华这些省部级高官的复出有没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如何看待官员复出现象?

刘:这些高官之所以能够复出,可能和他们的离职的原因有关:因为舆论的压力,代人受过,或以他们的个人暂时牺牲保全了大局;也与他们的认错态度有关,态度比较诚恳;组织部门依然比较信任他们,觉得他们是可用之才,对相关工作有帮助;上面有人力保;以及在间隔时间方面,一般都是在大家快要遗忘,“民愤”基本上平息之后一段时间再重新任用的。等等。从政治过程的角度去作事后诸葛亮式的分析,似乎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点。但能否叫规律,尚不必过早下结论。因为中国官场人际性和偶然性的因素影响太大,其制度化的程度并不高。

白:上述官员都是在一些突发事件中被问责而免职或引咎辞职的,随着官员问责制的不断推进,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官员因此“下岗”。那么,这些官员应该怎样再任用?

刘:我个人认为,应该在下岗官员再任用方面有一定的原则性要求:下岗是因主体责任还是次要责任,是领导责任、决策责任还是执行责任,犯错误后是否有采取及时的弥补措施,认错态度是否好,事后是否积极反省,要求进步,反省是否深刻、全面,是否适合新的岗位,对这些问题,组织部门都应该有比较全面的要求,然后决定是否再任用。当然,我个人觉得,这里依然更多的是做而不是说的事情,制度化恐怕也是很难的,因为这个层次官员的上下和调整背后都有利益关系网络,更多的是政治平衡的结果,组织部门可能也只是一个大致分寸的把握,你很难让它很制度化,公开化,把动静闹得太大。这次解振化的消息报道正好说明了官方的谨慎态度——他们害怕民众纠缠的声音。

白:一些媒体呼吁要建立与官员问责制度相对称的辞职官员复出制度。你认为是否有必要?如果建立,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刘:暂时可能没有必要建立与官员问责制度相对应的辞职官员复出制度,更何况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的制度。长远来看,应建立这样的制度,在真正意义的责任政府建立之后。当然,一些原则性的大致规定还是可以确立的。由于中国严格的政府问责制尚未建立,与此相配套的辞职官员复出制度也难以单独运行。

白:在官员问责制下,出了事故,总要有人出来负责。但是像解振华这样的,人们又觉得他有些冤枉。一旦复出,感觉又有些奇怪。你怎么看媒体和大众的这种矛盾心态?

刘:像解振华这样的,人们觉得他有些冤枉。这说明中国民众尚无政府应该向负责的普遍意识,也就是尚缺乏现代责任政府的公众意识,特别是缺乏官员引咎辞职的意识。当然,这一点也与我国现有的政治体制有关。一旦复出,感觉又有些奇怪。说明: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官员是不能犯错误的,犯了错误也就不应该再任用,这一方面说明公众有一定的政治道德洁癖,也说明民众对官员态度的理性化程度不高,更说明现在民众对官员和官方的一定不满和信心不足。民众有一定怨恨心理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解振华这个案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纠正民众和官员的心理定势,那就是不要怕犯错误,犯了错误也可以复出,只要他符合一定的要求,这可以培养公众对官员的宽容度,对官员群体也会产生一定示范效应。而这与责任政府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矛盾,因为中国责任政府建构的根本困境在于政治体制,仅仅盯着那些犯错的官员是否复出并不解决问题。民众现在心理之所以这样“扭曲”和矛盾也只能说明他们的不满找不到正当的排解管道。这些人无形中又被当作了民众怨言的靶子,而之前他们是官场的替罪羊。

白:中国的官员问责制与国外相比有何特点?

刘: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官员问责制相比,中国首先在问责主体上都没有解决。问责的最重要主体应该是民众或民众的代仪机关,而中国在这方面严重缺失。其次,问责的主体还有官僚体系本身,但这要求官僚体系内部能够实现权力的分权和制衡,但中国的官僚体系有一元化和分散化并存的特征。一元化是下级向上级集中,政府向党集中;分散化是指部门之间和上下级之间利益条块化,并不是分权制衡。所以中国的责任政府只是上问下的责,而不是民众或代仪机关问政府及其负责人的责。而官僚体系内部的问责因为只是上下一条线,而无水平层次的问责机制相配套而效果有限。所以,最终还是要建立民主治理意义上的现代政府问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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