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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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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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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阎连科的乡土批判——对《受活》与《丁庄梦》的比较阅读  

2007-09-12 00:57:5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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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阎连科的《受活》与《丁庄梦》对比阅读,是理解作家乡村关怀的可取路径。与之前的大部分作品不同,阎连科这两次写作将反思的触角延伸到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极限,也延伸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极限,更延伸到中国式权力的极限特征和运作的深层逻辑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这两个文本视为作家批判中国现状和未来命运的精神展示。离开广阔的视野,可能也就抛弃了作品本身内含的多重解读价值。

一  如此这般的现代化

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说,从一开始就是外生力量。而对地处边缘的乡土社会来说,由城市的权力中心主导的现代化狂潮同样也是外生性的。阎连科在《受活》中特地假设了一个长期以来逃避了各种政权侵扰的世外桃源,这个村庄里的人虽然大都是残疾,却能过着自足而宁静的生活。但茅枝婆作为现代叙事——革命的一个产物偶然之间来到了这个陌生的村庄,村庄很自然地接纳了她。但又因为一次偶然外出的机会,她发现了邻近村庄风风火火的互助化运动,便回头将此事告知村里的人,并倡导合作化,由此将村庄从自足自主的发展状态中强力拉扯出来,绑上国家政权这个大机器。也因此,村庄的命运开始不由自主了:如果不与外部世界发生关联,村庄能够保持自己的基本生活和秩序。这似乎在表明现代化从最初意义上讲是一个偶然事件,只不过这种局部的偶然敌不过最终大势上的必然。

在《丁庄梦》中,作者的情节设计也遵循了同样的逻辑。在村民没有卖血之前,他们依然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可过的。但在上面的官员带领着他们到邻近卖血致富的村庄游览之后,村民们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了。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卖血致富”看作一个急功近利、自我毁灭式的恶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以人的生命健康为代价,本来不是村民们长期以来的内在需要,但一旦进入村庄就很快所向披靡,这显示出一个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在我国乡村并没有遇到阻拦。村民们投入到狂热的卖血队伍中,一方面是因为彼此之间的攀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外部世界的强烈刺激——他们再也按耐不住了,他们要过上别人能过上的“好生活”。整个村庄一旦陷入丧失平静的氛围,村落的自主性也就无所依凭。可见,对一个生存资源极其贫乏的村庄来说,其自主性的保持需要相当苛刻的条件。因此,这种自主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不得已的因素,天生地具有脆弱性。

外生的现代化在中国的乡村为何带来的是厄运和灾难?在《受活》中,村庄因为国家的大跃进而受到冲击,多人饿死;在恢复常态秩序后,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现代化同样把这些残疾的人带到灾难中。他们将自己的缺陷展示出来,以满足城里人彻头彻尾的猎奇心,被当作那个政绩狂县长的赚钱机器。就是这样,他们最终换来的还是被抢劫一空,国家在他们濒临困境的时刻依然不知踪影。在疯狂的逐利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像是狼与狼之间的关系。因为,政府也只知道赚钱了。在这样的“美丽新世界”中,一切由权力和金钱说了算。没有人考虑过这些残疾人作为人的尊严、价值和内心需要,而这些从村庄走出来的原本淳朴的人们最开始也是毫不犹豫地投入到病态现代化的怀抱。在这种由政府主导的现代化大潮中,因为一切由权力推动,权力自身的不确定性和巨大风险时刻牵连着每一位残疾人的命运,他们就好像在大浪及颈的海中难民,随便一阵微风就可以将他们推向深渊,却没有人来倾听他们求救的呼喊。而在原来村庄的那种可以预期的生活再也找不到了。

《丁庄梦》也是如此。丁庄人作为政府GDP增长的劳工,以血的低廉价格和健康的高昂代价换来了短暂的富裕。但随之而来的死亡幽灵威胁着每一个村民。政府在这个时候同样选择了抛弃他们,远离他们,至多象征性地发放给他们一些粮食和棺材。可就是这些有限的资源也被中间人——血头盘剥,血头成了不折不扣的盈利性经纪人。农民在这样的“发展”大潮中为何总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两部作品以让人难以平静的种种事实折射了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现代命运。这只能说明,或者现代化本身就是残酷无情的,或者是我们的后发现代化因为充满着赶超的焦虑而成为一种恶劣的现代化,而这种恶劣的现代化又进展得过于急切,乡土社会并没有真正作好心理上的准备,更没有能力去应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

可见,现代化虽然是外生的背景,但一旦当它与村庄发生关联,它就不仅仅是外生的,相反,它具有强大的内化能力,从而成为村庄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而村庄原来的自生力量却变得支离破碎而不能单独发挥作用。就像茅枝婆和“我爷”单靠个人之力已难以将这些迷失的人群唤回。宁静的村庄消失了,淳朴的村民消失了,贫乏而自足的生活消失了,一切都消失了。只有到经历了疯狂,遭遇到真正的打击,他们或许还能依稀念起旧时村庄的好来,就像《受活》中的一群残疾人被抢劫得一无所有时,他们才重新发现到茅枝婆的价值;而在《丁庄梦》中,只有当那些染上爱滋病的人行将就木时,才最终理解了“我爷”的苦衷。

二  乡村精英在哪里?

传统中国社会的村庄,或曰尚未被现代化大规模改造的原生态村庄里,主要是依靠精英的责任感和担当来维持秩序的。就算《受活》中的茅枝婆,虽是现代革命的副产品,但当这个村庄还未被现代国家政权触及到的时候,这样一个外来者马上被内部化,被村庄的自足生活消化,也因其才能而被村民们推向领头人的位置。这样的领头人面对一直生活在一起的熟人,自然容易产生责任感。她就像父母一样总是想着为他们好。但这样的精英只能是少数人。茅枝婆作为有历史感,受过社会捉弄而明白了发展真相的的一个经验主义者,在一个迅疾被现代化裹胁的村庄中,很快就失去了领导权威,成为众人竞相抛弃的对象。由此可见,村庄的权威系统也是一个脆弱的均衡,只能在近于真空的环境中延续,而在一个相对纯静的生态中,村庄内生的精英才能发挥作用。一旦潘多拉魔盒打开,在只剩下金钱和权力主导一切的时候,人再也不是自己的主人,精英再也不是众人尊重的精英。现代化让每一个人都自认为是主人,精英多少就显得多余。

《丁庄梦》中的“我爷”作为年龄大和辈分高的人,本来享有精英的天然位置。但在他于上面的压迫下号召大家卖血以后,他的地位很快就下降了。因为整个村庄的权力已经转移到血头那里,而最大的血头却是他的儿子。“我爷”对权力体系来说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在这里,精英的代际更替并非是一个自然地或沿袭传统的过程,相反,它变成外力强行介入的结果。爷爷因为怀有最初号召村里人卖血的愧疚感,就像茅枝婆一直愧疚于让村里人“入社”一样。“我爷”觉得作为村里的领头人,未能阻挡住大家卖血的劲头,以致大家最后得了爱滋病,自己对此难逃责任。这种责任感既是一个良知犹存的农民的自然反应,更是村庄精英的基本品质。但有这种责任感的精英好像到他为止了。他儿子并未表现出真正的罪恶感,反而觉得他是为那些爱滋病患者造了福。除了在对金钱的攫取上高人一等之外,“我爷”之后的精英已没有多少道义担当,至多是运用新一轮的榨取来弥补最开始的那一点点愧疚,但很快他们就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理所当然,他们想不到他们所获得的财富和地位没有正当性。由此,村庄再也没有真正的精英,直到村里的人全部消失——或死亡或逃离。“我爷”最终回到这个无人的村庄,一个人,孤零零地。没有其他村民的精英,就好像从另一个时空走来的遗老,在一片空茫中似乎向我们拷问:“我们这个时代怎么了?”

茅枝婆和“我爷爷”都是老人,都走过了历史的曲折,是有记忆的人,有责任感的人。但这样的村庄一直需要的精英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发挥作用的舞台。舞台被县长那样的政绩迷和权力狂占据(最开始他是以金钱为手段从茅枝婆那里将舞台争夺过来的),舞台被“爸”那沾满人血的双手把握着幕布。

精英没有了,我们的村庄会怎样?当人们不再有一个共同认同的领头人和权威中心以后,权力和金钱这些赤裸裸的利益链条又真的带给他们自由和幸福了吗?特别是,当权力是一个非理性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时,村民们的命运又完全依赖于这种权力,他们的命运就真的快速实现“现代化”了吗?当金钱是以生命和健康为代价换来的时候,无休止地对金钱的追求又带给了村民什么样的命运?

对这些问题,两部小说通过叙述作出了回答,乡土中国的现实更早已作出了回答。

三  迷失的村民与官员

不管有意还是无心,阎连科描写的普通农民大部分是病人,至多是不同类型的病人。耙楼山脉的残疾人,他们的病是天生的。丁庄本来健康的人后来大都成为爱滋病人,是人为的结果。这里“人为”的主体既包括政府、他人,也包括农民自己。更准确地说,是政府动员农民卖血以推动“经济增长”而农民又“积极配合”的结果。虽然,我们可以说,如果卫生条件严格把关,卖血者不会那么普遍地感染上爱滋病,但长时间地卖血本身就是对身体的摧残,对生命的透支,对健康的漠视,在本质上与患上爱滋病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一个混乱不堪的赶超型现代化中,生存的焦虑让每一个人都失去了对自身最基本价值的守护耐心,而选择用一种统一的外部标准去决定自己的行为。因此,每个人都可能迷失而成为受害者。在这个意义上,染上爱滋病只不过是这种不幸的一个集中体现罢了。虽然在染不染病的问题上,人与人有幸与不幸的区别,但就总体而论,染病是一个人为的结果,而迷失的大众在其中也逃避不了一定的责任。虽然主要的责任在政府在血头,政府不能作好健康环节的监管是极大的失职,血头因为对金钱的贪婪根本不记他人的健康与死活更是罪不可赎,但是,政府和血头毕竟没有强制村民们去卖血,村民因为缺乏独立和自主的能力而遭遇灾难,这里自然有悲剧的因素,但更多的还是让人无语的压抑和沉重。在小说中,政府没有受到惩罚,血头也没有,一切“发展”的代价都由我们这些无助而愚昧的农民承担。农民们似乎并没有去追问政府的对与错,他们至多知道去报复血头。

耙楼山脉的残疾人虽是残疾,但在生活于自足的村庄时,这种残疾并不是什么致命的大病,也没有太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但当他们被裹挟到都市的消费链条时,好像以自己的劳动赚钱而与非残疾人平等时,实际上却同时成为了权力和金钱的奴隶。而且身体健全的城里人什么时候又真正地将他们作为正常人看待?反而是,在一个健全人居主导的外部社会里,残疾人的病状更显突出,而正是这种“突出”成为他们的卖点——他们因为有被看客猎奇的价值而获得金钱,但不能获得的却是彼此的尊重和爱。观众因为被制造出来的假象和谎言而如痴如醉,每个人都参与了狂热和谎言的建构,并在其中各取所需。这就是村民们生活的社会氛围。

残疾人和卖血的人一样,自己在“吃”自己。尽管最开始是有些被动,但最终都成为主动。这时的他们,该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

而丁庄的农民最开始尚是健康的,以自己与大自然的亲近耕作。但当他们感到生活正在变富裕时,却发现自己变成了病人,而且是真正不可救药的病人。这个村庄一下子成为病人居主导的村庄,清醒的“我爷”已无能为力。耙楼的残疾人在外面的世界闯荡,最终因为受挫而回到原来的村庄,实现“退社”。而丁庄的农民一直在村庄生活,结果却变成病人,到最后逃离这个村庄。《受活》中的村庄似乎还是一个可以回来的家园,但《丁庄梦》里的村庄却已经不知“魂归何处”。耙楼的村子好像没有变,人却变了。丁桩的人变了,村子也变了,到最后变没了。但是,《受活》毕竟是虚构的政治寓言,作者对村庄的结局安排大概也只能是乌托邦;而《丁庄梦》的写作素材却来自于活生生的河南爱滋病村,作者的结局安排却可能是残酷而现实的。

在村民们变化的整个过程中,都好像有一支更为强大的力量支配着农民的行为,他们的迷失是自己意识不到的彻底的迷失。耙楼人的“入社”如此,交粮如此,外出表演也如此。他们只要与外部世界发生接触,好像都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他们大都也倾向于跟着走。丁庄人卖血从一开始也是如此。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一点不同的选择,除了茅枝婆和“我爷”?莫非阎连科对我们的农民兄弟作为一个群体彻底失望了?我们自然可以说,农民因为自身生活的局限和思维的局限,会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让人惊异的无知和愚昧,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们的行为有其自身独特的逻辑,那就是急切致富成为个体生命的头等大事,生活于乡村的场景,他们别无选择。只是,这样的需要并非是村庄天然的特征,它仍然是由外部的主流力量拉动的——正是现代化让社会的所有方面都陷入了狂热和追赶。难道在主流面前,村民的盲目只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是这样,我们是否又不能过于苛责村民的迷失了?

然而迷失的何尝只是普通百姓?毋宁说,最大的迷失却来自那些掌权者。那就是耙楼县长一心要作出政绩而升迁并彪炳史册的狂热。他的迷失在于他完全被权力欲主宰并陶醉其中不可自拔,在现有的权力体制中,迷失得不再爱自己的老婆,迷失得可以发挥超级想象力去购买列宁的遗体并将其安放到魂魄山,更迷失到在生前就亲手将自己的铜像放到水晶棺中。只有当他也残疾了,他才恢复了作为常人的正常需要。这时,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收留他,那就是受活庄。虽然在《受活》的结尾处,阎连科将受活庄作为一个避难所来处理,但“退社”(意味着退出现代国家管辖)这种不可能实现的想象却同时意味着对这种美好愿望的否定。

还有不再让人迷失的家园吗?若有,那也只能是在想象中了。

这或许就是阎连科的回答。

四  合法性追问

阎连科这两部作品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式权力合法性的刻画和追问上。对村庄来说,外来的力量一般是与自己无关的,因为“天高皇帝远”。农民群体大概也是考虑到“胳膊拗不过大腿”,对上面的政权向来是听之任之。他们很少思考过“他们凭什么要求我们”、“我们有什么权利”这样的问题,却在政府有一点点小恩小惠时对政府感恩戴德直至磕头下跪。因此,“合法性”在乡村是一个飘飘渺渺的概念,农民生活在一个“我是民,他是官,民归官管”的天然逻辑中。由此思维习惯支撑的政府,其行为方式也就可想而知了——那就是只看表现不问程序,只看结果不问源头。因为,政府没有来自针对其权力源头和程序的真正压力。所以,当县长能够为县里增加GDP并承诺美好的发展远景时,县里的老百姓可以向他下跪,让他体验君王般的爽快;而当他的计划破产时,所有的人都毫不留情地离他而去。一个只问政绩也只知道追求政绩的政府,于其中工作的官员大概只能是这个结果,世态炎凉的荒诞感只能从权力合法性的缺失上得到解释。

没有人真正关心政府的权力从哪里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可能的解释是:从上面来。官员的权力来自上面,与老百姓无关。所以,他有权支配我们。如果他能作出成绩,他就是好官,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幸运了。对丁庄的人来说,一个县教育局的官员下来动员他们卖血,他们没有想到这其中是否合法——教育局的官员有资格动员公众买血吗?只因为他是县里的官员,是从上面来的,农民就对他的话言听即从。当上面在爱滋病人快死的时候下发一些粮食和棺材时,他们没有想过这里有多少自己的血汗,却对政府的行为感激有加。

一个不追问政府权力合法性的人群,在自己的社会群体生活中也复制了同样的逻辑。那就是围绕村委会的公章所展开的斗争。谁也没有关心村委会的领导人凭什么当选,却只关心那枚公章在哪里,只要有了那枚公章就可以发号施令,只要有了盖了那个公章的批文,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将村里的树木砍作棺材。合法性只剩下一个形式性的外壳,农民倒果为因地显示了他们对领导权的认知和态度,还有心底那种对权力的极度渴望——权力可能是贫乏社会中最为稀缺的物品了。就是在大家患病等待死亡的最后时刻,争夺公章的斗争也从未停止过。这不仅因为公章可以带来好处,还因为公章所带来的权力感,就是为了这样一个合法性不知在那里的公章,这些村民从发现自己有病一直争斗到离开这个世界。而“我爷”最后刻了一枚假公章放在那个死者的棺材里,也隐喻了埋葬的只能是一个更为虚假的外壳。

一向貌似顺从的村民们将精力放在了内斗上,放到了如何不让自己吃一丁点亏的计较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然而,自始至终却没有人问问是谁带给他们这一切?村民们只会选择将所有的怨恨撒向最近的仇人——血头,并将血头的儿子毒死,却没有追问过官员和政府当初的责任,也没有主动要求过政府在他们患病时政府应该担负的责任,相反,他们只是等待和乞求来自上面的雨露。这样的局面无疑是让人沮丧的。 

原来,村庄自己为自己负责,也为国家上缴一定的税收。后来,国家的种种政策带来了村庄灾难性的后果,我们的农民兄弟还是没有想到这究竟是谁的责任。他们并没有起来反抗——难道仅仅是因为“胳膊拗不过大腿”,他们也没有去害别人,或许正是这样的农民才使放任的政府更加肆无忌惮了。这充分证明了官方经常标榜的“我们的老百姓是好老百姓”,更让脱离村庄生活的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习惯于走向尖刻的批判。但出路在哪里,面对这样的人群,乐观而简单的思维只能是不合时宜。阎连科似乎对此也没有作出回答。

五  乡土社会何去何从?

乡土社会是中国的母体。现在,这个母体正处在前所未有的裂变当中,其惨烈程度足以让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人感到焦虑,整个国家已经为这种焦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是一个总的判断,却也是一个让作家感到无能为力的社会大势。问题是,乡土社会真的要走向终结了吗?难道阎连科患上了与贾平凹同样的乡土悲情?贾平凹以《秦腔》为他的故乡也为中国的乡村“刻了一座碑”,唱了一首让人惆怅的挽歌,那么,阎连科也是在为中原乡村乃至整个中国乡村在现代化挤压下的快速破碎而唱出了两首让人悲抑的长调?

当乡土社会的积极价值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乡土社会的消极价值却顽强地存活并疯长时,中国自身的现代化是不是显得有些先天不足?毕竟,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在一个乡土积极价值没有以某种方式得到保留的社会生态中,现代化这驾马车又会驶向何方,又能走多远?

从小说中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阎连科对乡土深沉的情感——这一点与我们这些有过乡土生活经历的人是相同的,他热爱土地和树木,他珍视那种简朴自足的乡村生活,由此可以推断他在价值立场上偏向了乡村这一方,尤其是在一个由急功近利的政府主导现代化的时代,他毫不吝啬地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地方政府本身。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意味着乡土社会的巨变,阎连科从对这种巨变的深入反思中已经揭示了现阶段中国现代化的疯狂、残酷、野蛮与不人道,更揭示出中国乡村自身(包括农民)的劣根性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集聚效应。他的这两部作品充分说明,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没有处理好与乡土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进程更使这一糟糕的关系变得更加糟糕,糟糕得让人难以忍受,近于窒息。

但阎连科似乎又怀揣着某种莫须有的期待。在这方面,他好像永远那么理性,那么乐观,他觉得他的村庄还会再生……但时代变了,今夕何夕?这样的村庄真的能在原来的土地上生长出来吗?人没有了,生活方式也早已经历了比照后的不自信,有吸引力和内聚力的村庄还会一如往昔吗?

看来,阎连科的长调仍然是挽歌,是两首在歌唱中批判中国现代化的挽歌。

 

阅读作品:

1 《受活》,阎连科 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 《丁庄梦》,阎连科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2007年4月底草稿;2007-年5月底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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