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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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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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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疑八则(上)  

2007-09-15 01:23: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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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

问:在复习专业课的时候,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即政治哲学自古希腊以来,似乎没有多少发展变化,后人在需要的时候,会尝试从古典中寻找理论或道德支持,而政治科学则是随着社会日趋复杂逐步调整的。那么,学政治学的意义在于哪里呢?

刘伟: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政治哲学自古希腊以来没有多少变化。虽然在自然法的传统上一直延续下来,但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和表达方式都一直在作调整。现代的政治哲学有些如罗尔斯的《正义论》甚至可以换成数学推理公式来表达,这在政治哲学最开始的语录体看来是难以想象的。而到了后现代思潮兴起后,政治哲学在理论和话语方式上更是作了大调整。当然,政治哲学关注的根本问题主要是何为可过的政治生活?因此,政治哲学家都思考人与国家、人与自然、人与永恒等终极命题。但每个时代因为所处社会条件和政治状况的不同,人们思考的重点和急切点也会不同,表达方式也不同。加上各国思想传统和文化习惯的原因,各国表现出来的政治哲学风格也不一样,如德国长于思辩,法国长于解构,英美则长于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政治哲学的主要阵地也是随时代的发展而通过不同国家的思想界体现出来。这些原因都构成政治哲学的纷繁复杂。当然,这种复杂是多元一体的,有统一,也有变革。

古典思想是人类思想的源头活水,是一个永远开掘不尽的宝藏。世界几大文明在所谓的“轴心时代”都出现了这样的思想大师和经典文本。由于思想的原生态和文本尚未被学术化而显示出丰富而微言大义的内涵,因此,后来者可以从古典文本中进行不断翻新的解读。当然,能够这样作的前提也是人之生存状态尤其是人类政治处境的共同性,而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又正好提供了后世民主、共和、法治这样的基本性政治形式,使当时的总结文本对后世的政治实践具有参考价值。因此,回到古典是一个经常性的套路。毕竟,用现实说明现实往往没有用古典参照现实更能打开广阔的思想视域。

政治科学则不同,虽然我们可以勉强地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看作是政治学实证研究的先河。但真正大规模的实证研究也即科学化研究还是十九世纪末以后的事情。这时的政治科学家将政治理念和制度框架上的问题视为先在性的而不加反思,只关注实际的政治运行过程,为当政者和公众提供客观、可观察的政治知识。因此,政治运行发生变化,政治科学的主题和内容自然随之发生变化。

这样一来,学政治学就包括研习经典和学会实证两个部分,即一方面培育基本政治精神,另一方面了解政治现实的运作机制。而学政治学的意义也因此而来:一方面是增加政治智慧和政治关怀,另一方面是破解现实政治的种种奥妙。当然,研习经典对政治家来说可能更为重要,因为这可以使他们的思考汇入到人类政治文明的长河中而不致于仅仅成为一个个势利短视的政客;学习实证文本,可能对现在的学者更重要,因为这是现代学术生产的主流,当然,要想在实证研究上发现问题,学者也必须拥有深厚的政治理论背景,因此,学者研读经典是必部可少的训练。而对于普通公民来说,读一点经典和一点实证作品,可以增加他对政治的深入理解。对学生来说,学政治学,一方面可以成为现代公民,具备基本的政治意识和公共精神;一方面可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分析能力,不再对政治有神秘感,也可以以此知识作为自己人生选择的依据之一;最后是可以在自己有机会从事公务时多一些政治理念和实际操作的技法。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不管哪一样学好,都能受益无穷,尽管可能不是迅速见效。特别是政治哲学可以让人对社会的制度安排和政治活动有一种鸟瞰,而政治科学却可以给人一种冰冷的理性和确定的知识。而这两者在我们国家都比较欠缺。

 

问题2

问:当我读国内学者的文章时,总是找不到他们的理论支撑点(当然,发达国家的著作现在也多半是围绕一些现实困境展开的,但其前提我认为是诸如“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观点已经内化了。)从文化传统出发,我认为我们很难移植这些观念。那么,有没有一种可以替代的,或许符合中华民族心理的文化呢?

刘伟:国内有些一流学者的文章还是有理论支撑点的。或来自于本土的理论资源,或来自西方的思想资源。西方的政治学中,政治哲学的理论支撑点还是非常明显的,但政治科学也就是作实证研究的容易给人没有理论的感觉,但其实,这是政治常规化后研究深入的结果,其背后依然有理念。

传统会变化,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也会变化,观念也会随之改变。我们现在所依照的习惯和规则也很难说是传统的,相反,中国的传统在近代以来特别是“文革”中已受到严重摧残。其次,很难说我们的文化传统能够全面复兴。因为人变了,社会生活方式变了,社会结构变了,就算我们感觉到文化认同上想回到传统,但传统也不能作为单纯的抽象物而成为社会的主导。虽然也留下了一些传统,却可能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继续推进的传统。比如,中国人与人之间的“亲情综合症”,即强调血缘和拟血缘化的做法,促使正式规则的非正式运作,公共规则的私人化。再比如,中国一直不能有制度化的社会自组织,社会的结构都是靠人与人之间的私性关系来建立的,这样的社会不容易建立公正,也容易使人对公正失去信心。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不同于西方,但这一点是否就构成其不接受人类政治文明基本通则的理由就不好说;中国的文化传统能否包容西方的规则更不一定,而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是很强的,其适应能力也很强。所以,我们不能排除一种可能,在基本的制度架构上实现民主政治,而传统文化能够在私人生活和社会领域得到较好的延续。比如韩国。所谓“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李泽厚语)

关键在于,只要市场经济的大门一经打开,民主政治的潮流也便是谁也阻止不了的。就算有个想象的“家”,也不可能真正回得去。何况,那个所谓的“家”也许是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暂时不适应而进行一相情愿美化的结果。因为市场经济和资本必然带来个体化和社会契约化,个体权利意识增强和社会的再次组织,必然在基本政治安排上提出要求,而人们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变化。所以,有些观念不是单纯移植的问题,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能够自然生长出来。当然,中国的主流观念状况应该不可能与西方完全雷同,因为这里有个宗教的原因。西方所有的思想传统无非希腊的逻辑-理性传统和西伯来的宗教传统。中国的理性传统是实用理性,不同于西方;中国的主流人群都是无信仰的人,他们是利益动物,虽然有一些信念或期待,但也多是要求现世应验的功利主义。所以,在超验背景上,我们可能需要时间来真正理解西方的一些原则,而要真正接受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基本的制度安排可能会容易学来,因为这些制度是符合现代社会基本需要的。

至于说能否开出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理念原则,也不能排除可能性。中国是大国,大国必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传统必然作为深层因素起作用。问题是,现代社会的一些规则是通行的,现代政治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是通行的,那么,要想使这些原则真正起作用,必须有相应的现代公民观念的支撑。在这个意义上讲,传统文化中有利于成长现代公民观念的因素可以挖掘出来进行“创造性转化”,而传统中阻碍的因素应该剔除。学者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挥作用。那就是把现代政治的基本原理讲出来,把现代公民的基本精神讲出来,包括人权、自由和平等,都会得到扩展并最终成为社会的主导观念。现在这些观念还没有成为主导观念,部分是因为传统,但更多的来自于权力体系的有意不作为以及社会利益结构的畸形格局。

 

问题3

问:其次,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学关注的似乎离我们的现实太遥远:他们在说福利国家的危机,而我们还在努力实现社会基本保障;他们在讨论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我们尝试着民主化。这些对我们有何用处?是否像马克思所说,不能改变历史但能减少分娩时的痛苦?

刘伟:学术研究首先忌讳的就是问“这有什么用?”这也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毛病,也就是李泽厚所讲的实用理性太发达。实际上这是小聪明,过于强调一个东西是否有用,就使研究者或学习者过于急切,结果没有把问题本身弄清楚就乱开药方,对现实指手画脚。知识本身就是好的,分析社会的内在机理本身就很有趣,这才是学术本身首要的品质。当然,不排除这些知识可以“经世致用”,但这对学者来说是第二位的。研究西方的思想和现实问题,首先有助于我们对西方社会的理解,而对西方社会的理解就是对人类进行理解的一部分,外国和本国只是个地理符号,不应成为思想和学术的疆界。其次,对西方的理解有利于对中国的理解,而不是所谓的为了借鉴和学习。因为,没有镜子,人看不清自己,没有对他国的理解,也不可能有对本国问题的理解。最后,才是所谓了借鉴、为了避免走所谓弯路之类的问题。

社会科学的学者,第一天职就是把“是什么”的问题讲清楚,然后再比较。当然,也可以作政策建议,但作政策建议不是学者的第一要务。我们的社会一直是意见过于发达而知识异常欠缺。必须改变这一状况,所以需要学者扎实地研究问题本身。

在具体的问题上,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问题上是先行者,涉及到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时,我们是可以从中得到灵感,或者确立自己的目标。但各国现代化的起点不同,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资源禀赋和政治状况也不同,可以借鉴,但不那么容易使外国现成的法则或作法在本国真正起作用,需要的基于本国的政策性创造。

 

问题4

问:说到马克思,我之前在看《政治的逻辑》时,觉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前者从学术角度来看,研究角度和视野其实蛮独特的;而后者,我觉得差不多就是一位革命者的演讲稿,并没有多少逻辑性。而且,细细分析,二者似乎有很多矛盾之处,是不是这样呢?

刘伟:有矛盾是自然的。马克思虽然充满战斗性,也介入了一些当时的工人运动。但马克思首先是个学者,他和恩格斯一直没有放松过对社会问题的学术思考。作为学者,不排除其明显的立场和意识形态导向,但对基本事实和分析逻辑的尊重是不可否认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式的解剖现代社会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考虑得更多的还是解释的力量和思想的力量,从而为革命奠定强有力的科学的知识基础。而列宁首先是革命家,然后是政治家,他必须考虑在当时政治条件限制下的决断,不是从理论和本本出发,而是从革命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出发,因此,他的文章更多的是为了号召和说服。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思考问题的起点不同,落脚点也不尽相同,思考的语境也不同。

特别应该强调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思考的对象更多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由竞争阶段的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马恩在思考社会主义革命的逻辑特别是革命后建设的逻辑中,运用的材料仅仅是来自于巴黎公社这样短暂的革命实验,也不可能有充分的考虑。列宁作为东方专制链条上革命成功的领袖,他的思考对相似情形的国家如中国的影响更大。更何况列宁所处的时代已经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与马恩生活的时代情形已大有不同。但在思考方法和一些基本精神上,马恩和列宁还是有诸多相同之处的。毕竟,列宁的思想基础特别是其早期思想来自马克思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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