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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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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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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东亮:激愤文本背后的钱穆面孔  

2007-09-24 00:06:5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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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此次更新贴出学友的一篇发言稿,之前已征得他的口头同意,允许在我的私人博克上内部传阅。之所以贴出他的这篇小文章,是因为该文提出的核心问题于我而言一直是难以释怀,但也一直没有答案。相信不少朋友也会有同感。对现代性价值在理念上的接受与信任,对现代性扩张带来的不适的反感和拒绝,对生存现实之种种的不认同,对传统感受有限却对传统在情感和理性上的矛盾态度,等等,都是我们这些无根的现代中国人的共同焦虑。为了公共幸福,也为了个人内心的安宁,究竟该望哪里走,相信是很多人要继续思考的。希望各位读后能对此话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刘伟

 

其实本来这次发言的名字我想命名为“是什么让钱穆成为老愤青”的,但是首先愤青之语也实在和钱先生这种学术泰斗扯不上关系,我只是想把钱先生在一些著作中的态度与目前的愤青现象做一下对比。其次,就是我待会儿想要说明的,钱穆先生在不同的著作背后,其实是表现出不同的面目,不同的面孔,不同的角色,如果说他愤青的话,也只是偶尔愤青一下而已。

说钱先生是“老愤青”当然有些玩笑的意思,主要是发现,他在许多著作中——最明显地是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类由讲座、讲演汇编成的书中,对企图丢弃中国传统,对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产生“自恨意识(台湾学者语)”,并不顾中国“人事”硬要把外国制度照搬到中国来的想法和做法,钱先生的不屑,确切地说是“激愤”的态度。(在《政治得失》与《国史新论》中都有表现,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有提及)学界评价钱先生多注重谈及他“能够重视探求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精华”,“在历史研究中,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悠久的传统”等等,但是,通过阅读钱先生的一些著作,我想这些优点或者说可贵之处当是应当让后辈学子认真学习的,但同时,我想也应该从钱先生在写作这些著作时的状态出发,思考他为什么要在那样一个时代,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强调中国传统的应该被赋以极其重要的地位,又是什么促使他这样一个国学大家,像一个目下的所谓愤青一样,动辄就要把当时(其实也是现在中国)的一些对包括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在内的中国文化“自恨”的现象,拿来攻击几句。

为了准备发言,我也把钱先生一些非考证类的著作拿来研读,发现,其实钱穆先生并不是像我在读他的《政治得失》时所感受到的那样一种总是动不动就要激愤一下的老愤青形象,相反,钱先生在《人生十论》,《国史大纲》等书中给人的印象,完全是一付村间隐士,夕阳夕下之时对读者娓娓道来的大智大儒态度。因此,要使这样一位国学大师激愤起来的,一定应该是十分重要的情景或者异常危急的时刻。读了钱先生的著作之后,再反思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现状,就会明白钱先生为什么要为之激愤,而且,钱先生的激愤到底在今天还有没有意义,或者换句话说,让钱先生焦虑与激愤的那些社会现象与思想现象到底是不是仍然存在。

这里面可能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当今中国社会是不是依然和钱穆所感叹的那个时代一样,仍在把转型视为理所当然从而忘记了最后应当转向何处;二是承担思考中国未来责任的那些人,是不是仍然对自己的历史与文明怀着一种“他者”的态度,从而进行冷冰冰的“分析”而不是投入的“理解”。

这两方面我都不想多谈什么,中国在步入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出的种种失范与不和谐其实也是很多人每天要经历的,尤其在上海这种欲望都市可能更多一些。民族精英带头推行的自恨意识似乎也并没有减少。正如钱先生自己所记述的那样,他自己亲身经历过那段民族精英“自恨”的时期,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当年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北大开《中国政治制度史》课的时候,一开始应者了了,那时的学生看法就是,我们要民主,要学习(其实是要照搬)西方,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呢。其实也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孔子已经被叫做孔老二了,(可能很难想象西方的精英们什么时候把在家排行第四的柏拉图唤做柏老四之类的名称,西方思想精英们提起希腊文明永远都以“伟大”称呼!)钱先生经历过的那些情况,如今也仍然可以看到,许多社会精英基本上也是已经走入了西方的话语中而不自知,在种种飘洋过海而来的“主义”之中各持一词,而唯独忘记了“主义”之外那些更重要的东西:做为中国人,所应当经历、体验乃至追求的政治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

其实钱穆先生也早已经看出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在走进所谓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严重弊病:自己的传统丢弃了,而别人的东西也并不见得能真正学得来。如在《国史新论》里钱先生讲“今天我们讲追随潮流,服从多数,孔子、孟子所讲仁义道德,我们置而不讲。”这句话的意思明显是指传统在现代的遗失,下面钱先生又讲:“圣贤我们不服气,也该懂得欣赏豪杰。豪杰没有新旧,敢说敢做,不屈不挠,这才是一个豪杰。没有了豪杰,那社会会变成奄奄无生气。两脚提不起,尽说有新的,如何般来追随。”

其实我的理解,当下的社会状况在钱先生的意思里是一种因无根而显现出的飘浮状态。钱先生指出来,很多东西我们现在“置而不讲”,这里面透出对中国人不再珍视传统的惋惜。但是,他对这样的社会似乎还是有所期待,那就是“圣贤我们不服气,也该懂得欣赏豪杰”。按照钱先生对“豪杰”的简单解释:“豪杰没有新旧,敢说敢做,不屈不挠”,这里的豪杰,我感觉倒是有一些古代罗马英雄的味道,但是中国的英雄主义比起罗马的英雄主义似乎更多了儒家思想中的所谓“气”与“节”的味道。无论如何,钱先生在激愤的文本之后,已经把问题提给了我们,我想那应该就是:

我们应该永远活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吗?

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找回传统?

找回什么样的传统?

在找回传统的同时,新的、善的政治如何可能?

我想这是一系列的问题,也是“大问题”。我肯定是没有资格回答这些问题的,但是我想每个人都有资格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属于“中国人的问题”。

最后,我想引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绪言”中的一段话做为结尾,同时,也算是给自己提一个醒:“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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