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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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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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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硕士论文(《清末立宪困境的政治学分析》)“后记”(节选)  

2007-10-15 16:16:4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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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对这一主题发生兴趣是在2000年下半年,这种兴趣来自几本算不上“学术”的清史小说和晚清历史札记——尤其是《走向共和》的编剧张建伟先生写作的“晚清调查报告”系列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通过小说和札记这种比较感性的阅读,我从书中体会到当年的诸多情景和历史中人的真面目,这显然比一般的理论书籍和历史教科书更为生动也更为真切。也正是因为这个,我对有关中国政治特别是政治变迁的纯理论化的解释产生隔阂。从那时起,我就没有间断过对这段历史的阅读和思考,尤其是从当事人和当时的政治——社会情境的角度对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语言作了本土化和适用性的反思。正在播放的《走向共和》电视剧也让我再次去想象已成为历史的人物和事件。活生生的政治人,虽然处于后人看来是注定性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角色中,但这种框架性的解释不应被无限夸大,政治和历史的最隐蔽处和微妙处从来都存在于那些已经逝去的政治人的心中。当一个政治事件成为故事之后,时间会淹没它的真实性,而挖掘或解释它的努力则不仅需要想象力和感受力,同时也要求解释主体对自己的想象和感受保持谨慎。这一点对于传统中国政治的运行机制的研究来说尤其重要。而谁也不能否认,清末立宪虽然是一个现代性趋向的议题,但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和参与的政治精英基本上都是“传统型”的,所以思考应该更多地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感觉。这也是我更多的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而不是纯粹政治理论的框架来思考和表达这一事件的原因。也就是说,本文的政治学分析也是建立在历史感受的基础上的。

2002年8月21日,笔者随友人一起去了大连。到大连必游旅顺。旅顺的景点有不少,其中最让笔者感慨和畅想的却只有那军港和军港周围山峦上的诸多炮台。当年,正是因为日俄两国的疯狂争夺,这里曾尸横遍野;也正是因为这场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两帝国之争,引发了中国上下对自身制度全面而彻底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来自于毗邻小国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勃然兴起和海上实力的残酷展现。正是在旅顺港,日军不惜一切代价打败了俄军,夺取了俄国对这一港口的控制权。从前的一个不入眼的小岛国在短短几十年内跻身于世界一流强国,清政府的有识之士将其归因于政治制度的神奇功效——正是因为日本实行了君主立宪制,该国才君民同心,繁荣昌盛。对于中国皇权制度的改革,自维新变法即已开始,只是那一次的改革因为触动最高权力和保守权贵的利益而遭扼杀。时隔多年,当最高当局决定主动改革时,其面临的社会环境已更为恶化,而精英们的努力在一个虚妄的基础上并不能达到预想的结果。所有这一切,在笔者阅读相关史料过程中,带给我更多的是感慨和惆怅。中国的事情,特别是政治上的问题,往往是在到了不得不改革的最严重程度,最高决策层才决意改革,但真正改革时已经不能取得有效的成绩。的确,政治变革有其自身的逻辑,绝不是书生的几声呼喊所能左右,而作为后世人的我,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和分析也很难说准确。但不管怎样,将目光投诸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可以加深对我国的政治历程的认识。

历史问题并非笔者的所长,笔者也未受过正规的史学训练,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更多的是业余和自学式的。而且,对于这一问题的相关探索已经比较深入,写出新意难度很大。而据说,“创新”已经成为时下的学风所向。选择这一题目,正如导师姚礼明先生所指出的,非常有风险,他担心我写不好。我也知道自己的能力欠缺。但因为长久以来不断地关注这一历史事件,毕竟有一些读史的体会,便尝试着用尽量像样的格式表达出来。但本文最终却写成现在这个样子,如其说是一篇规范的学术论文,倒不如说是一篇读史笔记。有想法,却不系统;有问题意识,却流于单调的叙述。这是我当初没有预料到的。写作的过程正是逐步颠覆概念和框架的过程,历史自身的纷繁和复杂在阅读和描述中呈现,更让我难以把握。我也不想为了证明某一先入为主的理论而去裁剪相关的史实。在语言的选择上,虽然我试图用政治学的基本词汇来描述,但在写作的过程中也深感政治学词汇解释力的限度——专业词汇在制造解说便利的同时也遮蔽了更为真实的历史经验,更让读者在阅读时产生与生命无关的符号游戏的感觉。当学者们在自造的理论术语中建立着自己对世界的解释自信时,我最终选择了这种比较自由和散漫的表达方式,甚至相当程度地吸取了尚未学院化的自由思想者们的观点。我已感觉到自己这种极不规范的思维和文风在现有学术话语内的压力,但目前的研究和思考只是一个开始,我相信随着以后逐步的深入,个人最终会形成对历史事件的深入看法。而学术最终只能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只有问题意识和探询的乐趣才是永恒的,也是最为重要的。

在史学界,有一个基本的说法,治中国史,唐前的历史作长难,唐后的历史作短难。清末的历史做起来就更难,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段历史的各种资料的浩繁,也因为这段历史的转型色彩,对它的分析和论断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对历史隔阂的现代人致命的自负和偏见之中。写完本文,笔者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治史的艰难,因为立论的需要所作的史料选择及运用方式的合理性,我一直很忐忑。无论是以论带史,还是论从史出,如果从方法论上追问,都不是绝对完美的解说方式,至多是做到“自圆其说”了。但如果仅仅是为了“自圆其说”,其意义也不大。好在本篇论文用一个比较简洁的框架将清末立宪这几年最为关键的人物和图景勾画了出来。可以让读者对这一事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2003年3月1日—2003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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