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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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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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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关于人性善恶回答学生提问  

2007-10-20 22:59:0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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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的提问:中国古代起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三字经》里也说“人之初,性本善”。我觉得中国自古以来的主流思想好像还是赞同人性善的观点。我也再举不出什么例子来。从我自己的感受上来看,也是支持性善论。我觉得人生下来,本就是无知无觉的,逐渐具有的思想和意识都是从外部接受来的。有可能接受好的思想便成了善人,接受坏的思想便成了恶人。这里好像又牵涉一个概念,就是人本性的善与恶与人在社会中表现出来的善与恶好像不是同一个概念。即人的本性是善的,但也有可能成为坏人。而人本性是恶的,也不妨碍其成为一个好人。是不是人性若是善的就容易使其成为一个好人,反之亦然呢?基督教“原罪”的概念,是不是就强调人本性的恶呢?但这个观点一点也不妨碍人们在生活中努力成为一个好人。且基督教倡导的就要让人们在“赎罪”中成为一个好人。另外,我还想到一个问题是,不论是孟子、荀子还是基督教义,他们提出人性善和人性恶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他们提出人性善与恶的理论后,接下来是怎么分析和完善他们的?孟子、荀子的理论对于该问题的分析接下来是如何的我不知道。基督教认为人性恶应该主要是为了宣传其宗教,让人们知道只有通过信仰基督教这个桥梁原罪才可以被赎,死后才可以与上帝同在。我的问题是:中西方对于该问题的认识有何不同?是否有文化背景或是民族特质在起作用?中国佛教中是否有这方面的概念?以及对性善论和性恶论分别的接受,是否会导致人们在思想、认识或行动等方面的不同?

下面是我的相关思考:

人的本性,就我理解,须从人的双重性上来理解。即人的动物性和社会性。人首先是有身体的动物,用鲁迅的话讲就是人有会饿的毛病。因而需满足自身的各种基本欲望,最原始的就是自我保存(即弗洛易德讲的“生本能”),还有吃饭和性等等各种欲望。这些欲望不管人类的社会性和文明程度有多高,都作为一个潜在的力量存在并制约着人。越是压抑和回避,越可能扭曲;当然,也可能使人性升华达到比较极致的状态。其次,是社会性,人从出生时起就是社会关系的结果,也要不断地过各种形式的社会生活。因此,社会性也是人之本性的一部分,虽然是比较后天的。人的社会性包括,人要过群体生活,人要和他人结成关系,获得他人和社会的承认,要有社会归属感,等等。我这个观点其实也是从马克思他老人家那里受到的启发。

从这个分析来看,单纯就人的动物性而论,便无所谓善恶。就好比,在大自然的法则眼里,老虎饿了要吃别的动物,这无所谓善恶。至于说我们说老虎“凶残”(是个有褒贬色彩的词汇),那是我们用人的道德色彩和感情色彩去建构动物界事实的结果。同样,人饿了要吃饭,人成熟了要寻找伴侣,这欲望本身谁也不能说是善是恶,这只是一个客观存在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性无善无恶,古人也有人这么认为的。对于这一点,很多人也会用懵懂无知的小孩作比喻,有人出于对小孩的喜爱而感情化地认为小孩简直是天使,但在我看来,小孩无所谓天使不天使,虽然小孩很可爱,他完全是在善恶之外的。只是人性在小孩阶段还没有复杂起来,也没有完整,更不会真正呈现出来,仅仅类似于人的动物性方面。

问题变得复杂的原因在于,人的本性中还包含了社会性。人的动物性内涵的各种欲望的实现需要借助于社会的途径,因而涉及到他人乃至社会共同体的利益,也因此涉及到道德的标准和评价。同时,人在社会生活中也会逐渐形成内化于自身的各种习性,也就是文明化的过程会塑造出人性新的面向。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人性作为一个抽象的固定的实体来看,而应该把它作为一个流动的变化的河流。这样可能会好理解一些。当然,如果你把人性理解成包含了某种固定不变的基因的种子(所以才会出现你的一个疑问:是不是人性善才更能容易使人成为好人。在这里,你把人性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了。)然后说人性是善是恶,那样是简单明了一些,但这只是观念上人们的简化,人性的真实情况在我看来异常复杂,具有无限可能性。这也是人类思想家一直争论不止而艺术家、文学家也一直探索不止的原因。所以,不要轻易下结论。你的判断你的感受往往代表了你自己的一个理解,别人的理解也不一定不是人性的真实。所以,保持思考和观察的开放性非常重要。

接着上面来分析,既然人的欲望本身无所谓善恶,只是其实现过程涉及对人善恶的评价。我们就可以看出,大家争论的都不是事实本身,而是一个假设。首先,“人性”这个概念就是个抽象物,不是一个非常可感的确切的东西,大家的争论好像很热烈甚至针锋相对,实际上可能大家理解的“人性”就不是一回事,或者侧重点不在一个地方。这是我们首先要清醒认识到的一点。其次,就算大家对人性的概念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对人性善恶的认定往往也不能从人的动物性和社会性两个角度分别考虑。我说过了,人的动物性无所谓善恶,但在资源贫乏或社会体制不合理的情况下,动物性欲望往往会冲破基本的社会规则而伤害他人,这时,社会就会将此人界定成“坏人”,甚至说这个人的人性(本性)是坏的,但我们往往忘了这个人之所以变成这样,往往有深刻的个人经历或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我们作社会科学的一定不要把社会现象仅仅归于人的心理或人性,而是要看到宏观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从而思考改进社会结构和体制的路径。这样说来,社会或思想家们谈人性的善恶并不是真的为了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而是为他们后面的社会建构设定逻辑起点。

就人性的事实而言,我个人的观点是人性有善有恶,可善可恶。当然,这首先是告子的观点。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我前面从抽象的意义上把人的本性分成动物性和社会性两方面,并认为动物性无所谓善恶,只是实现的途径涉及社会的善恶评价。但我们现在所谈的人性事实,如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是一个很复杂的实体,往往很难也一般不会分出动物性和社会性两个方面。既然复杂,就包含了各种可能的面向,可向上也可向下,可能接近天使也可能接近魔鬼,在顺境中天真也可以在绝境中扭曲(同样也可以升华)。简单的看法都不符合事实。也就是说,咱们先不从理想类型的角度思考,而是从一般的社会常识看,从社会的角度看,人性本身包含了不同的力量,正因为不同的力量,会带来对他人和社会不同的结果,所以就有了对社会而言所谓的人性善恶的归因。这是第一个层面的问题。

接下来是思想家对人性的假设及人性假设与制度建构之间的关系。主张人性善,在事实上人性中当然有积极的一面,单纯主张人性善的好处是激发人的道德主体性,使大家从积极的方面构筑人与人之间良好的关系。但这种主张往往忽视了人性中阴暗消极的一面,性善论者的处理办法就是区分“君子”和“小人”,或简单地斥责一些人是“禽兽”。但人性是很复杂的,当一个社会以人性善为指针实行道德化治理,小人就会伪装,比如变成岳不群那样的人——其实金庸老先生对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反思是非常深刻的。同时,一味的强调道德,强调人的向善,强调教化,自然也有其好处,但事实中的恶并不会自动消失,而我们在防止恶的方面就会失去制度建设的投入和理性。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治国者是很聪明的,不是我们所讲的强调人性善,他们对人性的阴暗看得比谁都透,他们真正喜欢用的往往是韩非子的那一套东西——韩非子的思想显然可以归到人性恶这一边,只是他们表面上宣称儒家那一套。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即双重面孔。问题出在,中国过去对核心权力你不能从人性恶的角度去设置各种制度,相反,核心权力掌管人性善的发布权,而实际上对臣子实行人性恶假设上的各种猜忌和监控。这一点也是我们当今最大的问题,核心权力口口声声要道德治国,有话语权的既得利益者口口声声的宣讲德治,但首先是他们的利益已经处于社会上层,社会本身有不平衡感便不会理会他;其次是,他们自身的恶的一面,有谁能够制约?

通常,我们说西方人主张人性恶,即张灏先生所讲的“幽暗意识”。但好像也不能这么简单的看。西方历史很长,我没有作专门的研究,在古典时期,也有人主张性善论的,就算到后来启蒙时期,康德也依然在“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中坚持。但就西方限权思想和基督教而言,是可以用性恶论来看的。基督教认定人在天使和魔鬼之间,而且向下堕落的倾向往往战胜向上的倾向,所以要向耶酥看齐——耶酥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尽身体的磨难最终最大限度的摆脱了人的身体性束缚而与上帝同在。基督教的这样一种意识成为西方宪政思想的基本假设,正因为人尤其是当权者容易受到权力的侵蚀而堕落,所以要运用人的理性设立尽可能完备的制度去防止权力的滥用,即所谓的用权力制约权力,野心抗衡野心,利益平衡利益,最终达到一个不太糟糕的社会结果和政治结果。但西方同样也有激发人性善的一面的空间,比如慈善事业。也就是说,除了宗教教人向善发挥人性中善的一面并时刻抵制恶的一面之外,社会也运用各种途径使人们在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甚至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道德自主性而宏扬人性中光辉、善良、博大的一面。所以,西方社会,在我看来,也不是单纯强调人性恶的。

至于说佛教,我没有研究,不好断言。但就我看到的书以及和一些信佛的朋友的交流看,他们好像对人的佛性还是很有信心,基本类似于主张人性善,比如,他们就强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佛教对人性中魔性的一面同样也有深刻的洞察和正视。但佛教出于对人生之苦的悲悯,强调去除人的各种欲望而走上一条光明之道,这种人生智慧和基督教似乎也有相通之处。当然,佛教中也有各种宗派,其中的观点可能也很复杂。这需要进一步深究。

最后一个问题,对人性善与人性恶的接受,是否会影响人们的思想、认识和行动?这当然是会有的。就我理解,全盘接受人性恶容易把世界看得灰暗,但往往也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地方,在行动上往往对人不信任,对社会不信任,但这种消极的东西如果由社会在制度方面加以引导却可以导致好的结果,比如监督制度和信用制度的日益完善,这是现代分工社会必须的。全盘接受人性善的人,往往对自己和他人抱着积极的心态,对世界也充满信心和热情。我个人认为,相信人性善往往可以对人生不那么悲观。但事实往往是,人经常是在人性善和人性恶的观点之间的。对某些人(如亲人),他可能持人性善的观点,对某些人(如陌生人),他可能持人性恶的观点。而一个人在不同的处境和生存状态下,他对人性善恶观点的选择可能也会有变动。

所以,人性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人的选择比我们想像的也要复杂,但社会需要规则,人需要简化的信条指导自己的生活,所以才出现了所谓人性善恶的永恒争论。相比于理论和思辨,对个人的心态和生活来讲,可能持人性善为好;但就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强调人性恶基础上的制度建设,而腾出一块与政治权力保持距离的社会自发善心成长的空间,才是一个比较可取的理性态度。这也是我们今天思考人性善恶的问题意识。

                                                                                              2007-10-20复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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