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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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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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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村落变迁——曲折而未尽的历程  

2008-11-11 17:37:4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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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考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曾经努力地寻找分析的有效单位。马克思能够从“商品”出发揭示资本主义的奥秘,我们是否也能从某一现象原型出发破解中国社会及其转型的奥秘?在对个人经验和学术研究的不断反思后,我将思考的落脚点固定在村落上。我甚至认为,村落可以呈现中国社会及其转型的主要密码。而之所以选择村落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除了村落是大部分人曾经的生活场景,除了村落仍然是一个比较容易进入的研究领域,我考虑最多的还是村落本身所具有的强大解释力。同样,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如果能够从村落变迁的角度切入,我们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发现。不过,反思不应割断历史而仅仅聚焦于这三十年,我们的视野应从历史的纵深处开始:改革开放三十年在村落变迁的历史上,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转折期。

就传统中国来说,村落是整个帝国的基石。1947,费孝通在写作《乡土中国》时,一开始就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乡土性的发生地就是村落。村落作为基本的空间单位和关系单位,其中运行的秩序机制与整个帝国的运作机制有着内在的贯通性。正是无数的村落将广袤的中国社会分割成有效的治理单位,整个帝国才能以低廉的成本实现还说得过去的“简约治理”(黄宗智,2008)——直到清朝,中国正式官僚机构也就两千余名官员。村落中强调的宗法秩序、儒家伦理和民间信仰,与帝国的伦理政治和意识形态在本质上能够和谐相处、互相滋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所谓的“家国同构”。村落的主体是家族,家族是传统社会的“大家庭”,村落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被理解为“迷你型”国家,虽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国家与村落之间的本质区别,就像当年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强调的那样。

但现代化进程就意味着社会基础的转型,不管我们对村落有多少的留恋和想象,村落的变迁却是无法忽视的社会事实。近代以来,我国各种形式的急促国家政权建设,因为现代化所处的恶劣环境,贫瘠的村落根本难以提供现代化所需要的物质资源,而各种政权在进行机构延伸时对乡村的榨取和改造最终带来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杜赞奇,1988)——只实现了机构的延伸却没有实现规则和效能的转型。在这一漫长而曲折的进程中,“延安道路”(塞尔登,1995)可能是一个例外,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在对村落进行改造的同时,实现了基层社会的结构大翻转。正是这种相对成功和有效的对广大村落的改造,根据地才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并最终建立了全国性政权。

而这种改造的实践仅仅是一个开始,建国之后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尤其是合作化运动,彻底颠覆了传统村落的基本构成和秩序机制。土地改革在更大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延安作法的延续,但合作化运动则意味着高压式的党政体系强力规划传统的村落,不仅在地理边界上重新整合村落,而且在村民间关系上实现了平等式的集团主义合作。至少在一定时期内,这种村落治理模式压抑和掩盖了传统村落的自主性力量。只是这种过于强调规划的作法也遭遇了反弹,以至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连毛泽东都不得不承认生产队应是基本的生产和分配单位。(张素华,2006)众所周知,生产队大都是延续了传统的村落格局。这一点也折射出村落在一个没有全面现代化的国家中其柔韧的延续力。

这样的进程实际上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初。村落在这一进程中基本失去了自主性,成为被动方。在强大而体系化的国家政权面前,村落自身的裂变使其在一定意义上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村落。但因为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村落在政治控制的背景下依然具有内部的相对紧密关系(熟人关系)和半共同体性质,所以当我们废除人民公社重建乡镇,使正式的国家权力形式上从村落撤离,我们的村落又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生气,我们的国家在大部分区域好像又回到了村落时代。这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景象。从那以后,随着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加速度推进,我国的村落又处在不断的裂变之中,村落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的调整之中。

对于改革开放后村落与国家间关系的变迁,我曾在《寻求村落与国家之间的有效衔接》(刘伟,2008)一文中将其大致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个阶段,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落回归农户为主体;取消人民公社,国家权力形式上撤离至乡镇,并在80年代中期开始推广村民自治制度。这一阶段的总体特征是乡村活力被激发,村落的主体性得到回归,国家与村落之间的关系得到极大的调整和改善。第二个阶段,上个世纪9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在这一时期,因为市场化的大规模推进,乡村基层政权的“内卷化”加剧,而国家总体上又放任乡村,村落与基层政权之间的关系极大恶化,乡村出现治理的结构性困局;村落也因为在市场和国家的双重掠夺面前处于弱势而要么趋向解体,要么黑恶化(或灰化)。第三个阶段,自本世纪初开始,因取消农业税和进行新农村建设的诸多举措,国家切实减少了对村落的资源提取,同时大规模供给乡村各项公共事业建设所需的物质资源,部分村落重新恢复元气,但总体上因为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强势推进,村落与国家,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依然处在结构性的不协调之中。直到今天,村落不仅没有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更没有实现与现代国家的有效整合。

考虑到现代化进程中村落的普遍命运,我国部分村落现今的衰败和苍凉不能不让人感慨系之;但如果考虑到我国独特的国情,广袤的村落、庞大的农村人口和有限的耕地,对于村落短时间内的快速衰败,我们又不由得不倍感焦虑。难道大部分村落仅有衰败一途?难道就没有理由和办法适当阻止过于快速的村落衰败?难道历史的发展就真的没有无限可能性?

西方有位诗人曾经写过“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的句子,一语道破了现代化的性质和城乡生活的不同。在我看来,乡村的生活和村落的逻辑更多的是自然的逻辑,而城市和现代化的逻辑则更多的是建构性的。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自负使现代化这驾马车快速驰骋,却忘了自身最开始从哪里来。毕竟村落曾经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在这样的思想观照下反思我们村落的命运,在转型中国村落形态尚未定型的时刻,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将一些努力放在部分村落的维护和重建上?如果“低消费,高福利”(贺雪峰,2008)的村落样态可以部分延续或成为现实,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呢?虽然,从总体上和最终的大势上看,我们难以改变村落衰败直至部分消亡的悲剧,但从一段时期和某些区域看,村落是否可以在新的条件下焕发活力,以使我们在单向度的现代化面前依然有多样性的生活选择?而国家在这一问题上是否可以采取帮助村落重建共同体的办法介入村落?等等,都可能是我们反思今后中国现代化不能忽视的问题。

                                 

                                                                                                                     2008-11-7东湖畔面壁斋

 

(本文是为武汉大学07政治学班刊而写的学术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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