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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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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两个“五四”与两种大学精神  

2008-04-15 11:11: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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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在研究义和团时,采用了“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三维框架。所谓“事件”,主要是历史学家笔下义和团运动的史实;所谓“经历”,就是参与该运动的中外各类人物当时的想法、感受和行为;而所谓“神话”,便是该运动后各派力量建构的种种神话。

柯文的这一眼光具有启发性。实际上,大凡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都可以分这三个方面来考察。对于人们“熟知”而不深知的“五四”,同样也可以进行类似的解释。

作为历史学家笔下的“五四”,其资料自然是相当浩繁,相关研究自然是各有说辞,其中,尤以美国的周策纵先生为著名。“五四”的当事人,他们对“五四”的看法,可能会随岁月和处境的变迁而更改,历史的原貌和真相难免会变形。而对“五四”的重新解释权,一直以来都是各派力量竭力争夺的。 

但仅仅作出上述的分析还不够。“五四”不同于义和团:前者是前后断裂的两个过程。具体地说,我们通常所讲的“五四”,是包含了新文化运动和后来的革命行动的混合物。只不过因为当年五月四号发生的事件影响重大,故以此命名前后有别的整个历史。

这样一来,就有两种“五四”。一种是强调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的新文化运动才是“五四”的主体,其中体现的启蒙精神如德先生、塞先生,才是“五四”真正的精神;另一种则是强调由五四运动开启的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左转,强调这其中体现的精神才是“五四”更为重要的精神,即爱国和进步等等。

表面上的一个“五四”,也就是整个的新文化运动。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也就是所谓的两个“五四”。究竟哪一个更为本质,可能是永远也争论不清的事情,因为这里面不仅仅是学术和历史的问题,更加入了政治话语权(主要是命名权和定性权)的争夺。

问题是,这两个“五四”所体现的大学精神也迥然有别。前一个“五四”,即新文化运动的前期,那是一个由知识精英主导的文艺复兴时代。那时的大学如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重镇,其中体现的精神是批判性的——如鲁迅先生的追问“从来如此,便对么?”进一步说,这时的大学精神主要是大师、大学问、大关怀和“大学生”,教授和学生致力于思想文化的深层思索,将精力投入于彼岸,在静思中批判,在旁观中冷眼,在超越中穷尽终极。这是一种更接近于德国大学的大学精神——其中,蔡元培先生的个人诉求是不言而喻的。至于现实中国的种种乱象与颓废,虽是激发他们思考的直接土壤,但他们的思想却早已高飞。故而才会有陈独秀“此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的质问。换言之,他们关心的是更为重要和长远的人的主体性和精神自由,是人的解放和人的实现。也就是所谓的“立人”和国民精神大批判。

而后一个“五四”,即由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文化运动和革命行动,则体现了另一种大学精神,那便是在民族危机面前学生和知识分子挺身而出的精神。这实际上是中国文人忧患意识和责任感的延续。这时的大学便不再能放置安静的书桌,教师忙着鼓与呼,学生忙着各种街头行动和社团活动,甚至教师也直接参与了学生的各种行动。这是一种关注现实政治并积极参与其中的大学精神。精深的学问也因为急切的救亡图存的压力而成为奢侈——国将不存,你还忍心事不关己地做学问?

这两个“五四”,这两种大学精神,其区别何其之大!在当时就有胡适、梁漱溟等人的反思。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在一个民族国家尚未稳定建立的国家,大学应当何为,教授应当何为,大学生又应当何为?

但到了今天,稳定的民族国家早已在中国大地上确立。现在的大学应当如何看待当年的大学精神?回到本文的核心,对于前面的两种大学精神,我们又应当如何在今天新的情势下反思?这才是我们应当面对的真问题。

今日中国的大学,因不再有急切的救亡压力,就应该更多地回到大学本身,那就是探究高深之学问,尤其是保持大学的彼岸品质:批判和超越的精神。而今日大学应当超越和批判的,除了当年大学批判和超越的,还应当批判弥漫于整个社会和大学校园的庸俗主义和官僚主义。而后一种大学精神,即所谓的行动和参与的精神,在今日中国的大学,完全可以转换为公民精神和公共精神,区别在于,今天我们可以更为理性地建构大学参与社会的公共品格,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街头行动。大学的优势在于冷静而深入的思考,公共而负责任的言论。而这两种大学精神之间完全可以并存,多元滋养。如果今天中国的大学能在这两个方面实现对原有两种大学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则是大学之幸,更是中国之幸。                                                                                

                                                                                                              2008-4-15复旦北苑面壁斋

(本文为应《南京理工大学报》“正行”特刊之约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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