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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的博客

 
 
 

日志

 
 
关于我

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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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品》:“今天我们读书:关于农民工”的录音整理稿(上)  

2008-09-05 23:34:4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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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今天的话题是【读品】季风书园今天我们读书这个沙龙有史以来讨论过的最具有公共性的话题,之前也讨论过类似像中国的转型、科尔奈的理论等,但相对来说还都是偏重于理论,很少涉及公共层面的话题。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康奈尔大学的马丽博士来为我们来做一个关于中国农民工调查的报告,题目是"转型期中国城市化的制度困境",切入点是"农民工在城市的融入过程中面临的制度约束"。有请马丽。

马丽:这是一个比较放松的环境,我们来讨论比较严肃的话题。这个题目是我的博士论文,从去年开始做。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在国外四五年的学习生涯,我都是读社会学的,主要方向为经济社会学,用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去研究一些经济现象和社会问题。之前我与农民工这个群体一直没有直接的接触,但一直在关注。2004年的时候,我工作了一段时间,做过一个全国性的关于农民工的调查。当时就想,假如以后要做博士论文,我会选这个题目。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对于中国的户籍制度比较感兴趣;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说,我也很希望以后从研究层面或社会工作层面都能介入、参与一些活动。从那个时候起,我对这个问题产生了个人兴趣,之后也做了文献的阅读和一些直接或间接的访问。现在我和大家分享的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做的一些深度访谈,我在上海还有北京的一些农民工聚集区去观察、访问一些家庭,到现在为止,已经访问了七八十个家庭,这些访谈都已经录下来并进行了整理,这个工作有些像记者,包括了大量案例还有问卷调查。我分享的只是一些比较粗糙的想法和感受。因为这个题目很大,我自己也在过程中,只做了一小半的样子。

 

现定的题目是"转型期中国城市化的制度困境:农民工在城市的融入过程中面临的制度约束",为什么取这个题目?因为它尤其可以反映我们国家的一个现状----转型期,从我们父辈所生活的计划经济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市场经济这一转型期之中正好碰到了城市化,这两场很大的制度变迁在许多国家是几百年完成的,但在我国是短期内飞速的完成。因为时间之短,变化之快,使得我们身边出现这样一个群体----农民工。

 

从统计学上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境内移民潮。这部分人从农村到城市,但我们国内的劳动力市场是城乡隔离的,他们中的90%因此被隔离在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之外。加上巨大的城乡差距和不平等,以及第二代移民的融入----目前很多的报导和观察也发现他们第二代的教育断裂,没有得到与城市孩子一样的教育----还有居住环境这种空间的排斥,实际上,在上海、北京这种大城市的郊区已经出现了很多的贫民区。

 

从许多新闻事件,我们看到2003年以来政府做了很多工作,包括2007年云南清欠工程发现还是拖欠农民工工资一亿多,网络上也可以搜索到很多相关词条。由于工资的拖欠引发了许多恶性事件。特别是上星期的"道德观察"(2008年6月11日)提到,47岁的刘洪江不仅工资被拖欠,还因为讨薪被包工头的打手殴打,手筋脚筋被挑断,遗弃在江苏,最后他花了8年时间爬回家的故事。这一系列的事我们平时都能见到,感触很深,这也是我为什么想做这个题目。

 

还有很多案例是讲城市管理者与农民工的冲突和粗暴的执法管理事件。这些事很多很多。谈到融入,现代面临的很大一个问题是,新一代80后、90后的打工仔在城市里的生活,会碰到很多的挣扎和困难,包括广州和南方城市的黑社会化、帮派化(砍手党之类)。这种情况在其它国家也出现过,移民群体被边缘化、被孤立,慢慢形成了很多帮派这种自我保护的方式。这其中,阿星的案例尤其突出。从15岁到19岁,阿星一直在东莞一家工厂的重复劳作中度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除了春节可以休息六七天,整年只能休息一两天,每个月工资却只有三百多元。阿星曾在深圳的"广西砍手党"团伙里做饭炒菜,却从没参与过"砍手党"的任何一件作案。后来他为了离"砍手党"老乡远点,去了潮阳打工。然而,当他所在的工厂主管辞退他,他没有学着"砍手党"去抢,而是一怒之下,刺杀了主管。我们选几句阿星的话:"我挣扎了这么久,就是想和他们不一样,可是一不小心,我还是和他们一样了。我害怕跟他们一样,也想避开他们。可是我好像逃不开这个网。""我们宁肯饿死在城里,也不会再回农村了。"这其实是蛮有代表性的一种心态。还有一些劳务的争端,由于缺乏体制性的保护,包括仇富心理引发的一些极端报复案件,比如现在有很多案件集中报道高端社区的保安这个群体,其实这个群体报酬很低,声誉很差,社会地位很低,但他们又管理很高档的社区,这会引发一种社会学上所说的"相对剥夺感",简单地说就是心理不平衡。这也是新闻上经常出现的情况。

 

对比来说,其它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也出现过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现象。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个均衡的过程,使收入差距缩小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经历的、正常的过程,但在中国,因为制度的原因,发生了一些反常态的现象:一是农村移民,在城市里的农民工统计来说超过2亿,但是农业人口在统计学意义上并没有减少,因为户籍制度的屏蔽,他们的市民化过程是严重滞后的。在历史上,各国的城市化规律都是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但是这个客观规律在中国是没有被认识到的。我想关注的就是户籍这样一个制度对于他们造成的影响,以及对他们对身份制度有什么反应。二是农民有迁徙权但不完整,迁徙权有一部分是流动权,还有一部分是定居权,自由定居权,就是可以享受与当地居民一样的权利。我访问的很多人,他们在城市里被称为流动人口,但其实已经稳定下来。他们在上海已经呆了十几年,但还是被认定为外来人口,不配享受城市的这些权利,流动人口只有暂时居住的权利。三是很多的数据显示,目前城乡收入的差距还是在进一步扩大。还有一点就是第二代农民工子弟的教育机会,虽然现在有所改善,但总体来说还是很难,因为涉及到的考试的权利在城市里没有。通过一个漫画,看到农民工小孩进上海的学校要突破的几道障碍:"民办学校'误人子弟'"、"进城失控"、"城市'免费'",很形象。我去北京的社区访问时,有些农民工被迫要回乡,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城市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待下来,现在不需要了就又被迫要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不能分享城市的经济繁荣,也就是现在说的和谐社会里的不和谐的音符吧。世界银行统计,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经济增长有贡献。这个我们都可以想象,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靠这群人,但实际上他们是生活在城市底层的。他们的生存状况,基本是经济资源有限、收入差、生活水准低下。我们之前在志愿者活动中心社区访问的那些家庭,居住环境非常狭小,放学后孩子没地方去;缺少组织和社会影响力,远离政治资源和舆论资源,没有明确的群体利益代表。今年才出的《中国农民工调查》一书,讲得很好,如果有兴趣,推荐大家看一下。

 

我的学术背景是制度经济社会学。所谓制度,从学术角度来说,有很多定义。但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不光是法律法规,还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甚至包括我们的观念、文化传统,就是一种行为规范。为什么在马路大家都靠右走,其实这也是一种制度规范,无形中约束我们的行为,或者激励我们的行为反应的规则,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称之为潜规则、游戏规则,这种不成文的规则都叫制度。后面会讲到,歧视和不平等观念也是一种制度,有可能约束我们很多行为。

 

这个问题突显的是一种双重的制度困境。一个是我们目前面临的还是转型阶段,从以前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为主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实际上,户籍之所以存在或产生,与之前的计划经济那种逻辑是相关的。它把人力资源做为其中一种要素集中,控制住,能够以它那种逻辑去分配,比如我们以前大学毕业后要分配,这是过去那套逻辑的制度,现在市场要求的是自由流通和尊重平等的原则,但旧的制度又部分存在,包括它所延伸出来的城乡分隔等一些不利制度,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现在是很突出的。

 

第二个是城市化的困境。城市化要求农民实现市民化,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城市化不是说有更大的城市,而是农民能够市民化。城市化应该归结到人,人的权利的保障,这才是城市化的真实意义。比方说经济增长的最终意义是不是GDP或经济增长,还是人的权利保障或人的自由的实现,这也是同样层次的一个讨论。农民市民化的普遍规律,和现在国内的城乡隔离体制是相矛盾的,我也访问了一些城市管理者包括居委会或一些外来人口管理办等,试图去搞清楚他们的想法,但是城市管理者最终的想法还是要把他们(农民工)赶回去,一方面是一种地方保护心态,还有一种就是推卸责任,国内有个问题是财政是分割的,他们福利的那部分钱不需要我们来出,我们不需要为他们承担。这个要求与我们希望看到的是非常尖锐的矛盾。

 

我的核心的论点是,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面临发展的问题,就是城市化的问题。但中国同时又经历了从一个相对封闭的计划经济系统向相对开放的市场经济系统的转型,而且又是农业大国,这两大过程目前重叠在一起,但它们的发生又不遵循一种制度内生的规律。研究制度的学者认为制度如果兼顾效率和公平,应该是内生的、自发产生的,由个体的博弈上升到规则的确定,稳定下来后再影响个体的行为。但在我们的过程中,是由政府发起和指导的,甚至包括改革本身。尤其在这个问题上,在城乡福利、资源分配上,举例说教育资源就严重偏失公平原则,农村教育主要靠社会集资办学,而城市教育靠国家直接投资,很多年都是这样。很多这种扭曲就将整个社会导入了很大的制度困境,社会成本很高。就像科尔奈说,计划和市场本身就是不相融的。因为遵循了两套不同的逻辑,如果再没有伴随比较合适的制度变迁,而像我们目前看到的这种渐近性的改革,很容易造成交易成本的急骤上升,就造成很大的社会公正丧失的过程。

 

我想讨论的是,城乡身份差别的这种歧视是怎么样被制度化的?户籍是怎样从简单的人口管理制度、登记制度演变成身份标志和社会分层。不要讲农民工和城市人的户口,光是城市内的户口就很不一样,比如武汉市和上海市的户口其实就不一样,福利什么的都不一样。比如你去别的城市工作,就会将一些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户籍)上面。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在做这个题目,国外却很少有人能够了解这种户籍制度。户籍的确立和强化过程,是与53年到58年的计划经济的历史相关,也和当时很多的历史事件相关。它的逻辑是把人死死地定在那里,是与自发形成的秩序规律相违背的。

 

我访问时发现农民工群体很孤立,很多人都是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以前有人做研究说他们的亲友网络是很强的,但很多时候连这个都没有办法顾及,因为关系网络需要时间成本去维系,而他们大多数时间需要去解决谋生和温饱。

 

胡景北:能否更具体地举些例子。

 

马丽:我用的方法主要是定量的问卷,还有就是我在社区里的观察和访问。

 

在定量的调查里,大家看到有些简单数据,包括他们进城找工作是不是有一定的技术、目的性、途径,享受的保障,福利,收入的情况,还有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还是农村,主观融入意愿,这是大概的状况,比较框架性的东西。

 

歧视作为非正式制度是怎样影响他们生活的各个层面的。这里列出了劳动力市场隔离、同工不同酬、社会保障的差别、基本劳工权利的丧失、第二代受教育机会的缺失、公民身份的缺失。很有意思的是,歧视这个词,访问时有个困难,即使他已经很明显感受到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只会形容为戴有色眼镜看人。如果问他说你有什么被歧视吗,一般受访者都不会承认,说这个不会有人歧视。当然,这只是语境上叙述的倾向,已经把歧视的消极意义内化了,这正反映了身份制度在一个人的深层观念里,因为这个群体都不愿意承认或表达自己受到这种歧视。我也引用了几段潘泽泉《社会、主体性和秩序:农民工研究的空间转向》一书中的话,作者说,社区本身也是长期共同生活积淀下来的结构,可以产生一定的紧密性和信任,一个紧密的共同体是不会欢迎匆匆过客的。但对他们来说,流动性和社区的碎片化让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无法建立。而且很多社区是缺乏体制合法性的,很容易被拆迁或在拆迁的过程中。

 

制度性的排斥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很高的社会成本。那么,城市的这样一种制度是怎样被合理化的?我们观念中有很多成见,有些人曾经表示,如果放开,农村人会不会涌到城市里来,这都是假设的一些观点。说法很多,包括城市的基础建设没法承受这么多人。但也可以反过来说,城市的基础建设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移民来推动的,因为流民的移入才能刺激它更多的发展,这个理由不成立。还有就是扰乱秩序这个说法,或者社会身份定位,认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合法性,这些都不通,都可以提出反问。今天我们都可以试着挑战自己的成见。包括以前有个朋友说,是不是他们本身就没有这种素质,给他们这样的权利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行使。但素质这个说法太笼统,就像美国人说黑人,为什么黑人会卖白粉?在城市贫民区很容易陷入帮派,这也是因为素质不好,那素质不好最开始是因为什么呢,很多时候也是一种制度化的歧视或最起初的不平等把他们逼到那个角落。很容易造成我们在怪罪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这从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很多时候,我们观念里对于平等、对于人和人之间差异的想法,对于制度的建构每个人都有责任。你是不是真的认为你跟其他人都是平等的,如果把你换成他,你会怎样。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观念上挑战自己。还有一种保护城市就业的说法,但实际上很多研究发现,农民工劳动的替代性对于城市工人的替代性是很低的,他们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竞争,这个说法也不成立。

 

我想提出的是,公正性应该作为制度产生的第一个要义。如果显失公平的这种制度设计,即使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只能这样选择,长期来说也会引发很大的社会成本。杨灿明《农民国民待遇与制度伦理分析》一书认为,"如果一项制度设计限制了人的自由,不符合平等精神,那么它将是抵消、无效甚至是负效的。"

 

以上是论述部分,接下来,我想分享一些案例。一,劳动力市场的隔离。很多农民工进入城市时,我们很奇怪他们的选择,为什么四川的不去广东,而要来上海,问起时可能是这里有一个老乡,他们的信息很封闭,只能通过亲友的网络关系,没有办法(做更好的选择)。很多人面临职业上不稳定性,大部分人属于非正规就业,很多是临时工或自谋职业的小商贩之类。非正规就业状况恶化了这样一种环境,很多人经常面临失业和权利的被侵犯,但却没办法去改善。历年以来,北京在政策法规方面明显表示对于农村劳动力严格控制和排斥,上海和青岛、武汉等城市也一样。

 

二,同工不同酬。因为大环境允许可以把农民工当作另一种人对待,所以许多企业雇主和各个层面的管理者在工作场所和社会场所的歧视是非常普遍的,比如在录用的时候可以随心所欲的制订一些规则把农民工排除在外,还有很多制度层面的政策的变形。比如新《劳动法》,原本是保护农民工权益,到了雇主这里,他总是有办法规避一些责任,很多时候反而是伤害了他们的权利。有趣的区别是,第一代农民工的流动都属于生计型的,通过移民获得高一些的收入。但是第二代移民,80和90后大多是向往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的改善。第一代农民工的比较群体是原本农村的生活,因此比较能够接受这种不平等待遇,但第二代移民普遍对薪酬的不平等或身份上的不平等很敏感。

 

问:现在有没有第二代移民的明显概念?中国的很多移民是有暂时性的,孩子很多是在家乡的,在教育上不平等可以感受到,在薪酬上不平等说起来是不是还有些太早,在身份上现在谈也比较早。

 

马:我定义的话,如果他们有过在城市受教育的经历,他们的比较群体reference group是城市。如果大多数时间还在农村的话,那其实他们的经验还是在和农村比较,所以是比较群体的不同。你说的短期性可能是另外一种。如果他们的工作还是在城市里,那就有可能面临同样的工作完全不同的待遇。

 

问:第二代移民是跟随第一代移民过来,生活在城市环境中,他也可能去看金茂,虽然生活其实可能还是非常贫困,受的教育也许不高,但眼界肯定比他的父母要开阔些,这样导致的差异,可能是第二代的特征。

 

问:有过这样的例子,在城市生活的第二代,在上海没有正规的工作,但在城市环境中感受过的,回到乡村也没有亲切感。志愿者带他去上课,他们甚至看到志愿者也有些不舒服,但对于家乡的孩子有些优越感,对于城市里的孩子又有自卑感。

 

马:这是第二代移民普遍的一种身份认同的危机。他会觉得自己是夹缝里的人,自己不知道应该在哪里。国外研究华裔移民的也会研究这种身份认同。在成长的环境里,他和美国人长的不一样,而回到家里可能更多地会接受中国文化,但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我想看的是农民市民化,市民化过程是要经过几代的。他们比较好的出路也是打工,希望站在父母肩膀上再往上爬一层的这么一群人。有的父母出来的时候也就是捡垃圾,而孩子可能进工厂,就比父母好了一些。但所面临的问题也很严重。包括我访问的一个女孩子,家乡发大水,父母从安徽老家开拖拉机到上海,住在郊区被清理过的猪棚,他们让孩子在这里上学,但到了初中就不能考试,父母就送她去中专,但教育效果不好,上了两年觉得浪费钱就不上了,后来又找关系去了电子厂,但同样的工作却无法和工友得到同样的待遇。大家接触的可能各种情况都有,我之所以想要做访谈,是因为很多过程是无法用定量的数据说明。因为过程中每个人的故事不一样,我也并非试图说,一个人就代表一个群体,但我想通过各个人的经历看出制度的约束,他们所要跨越的制度的门槛到底在哪里。

 

还有一个证件的障碍。有一个打工诗人写了两首诗是关于各种"证"的,很多人想要落户或者要长期的居住下来,或者自己的子女要进当地公立学校,要办七八个证。在北京,暂住证的管理是实行分层管理,按ABC分类。我有一些白领朋友在北京打工,办暂住证是A类的,也经常要被查。而农民工是C类,也许是属于重点管理的,有犯罪嫌疑。03年之前有一个收容遣送制度,因为一个事件被取消了。我在访问中谈到城市中的遭遇时,几乎每个人尤其是男性都会谈到98、99年时,上海、北京等地很多的粗暴执法和暴力事件,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被收容遣送。这样一种制度被执行到他们所称的联防队的层面,就是直接去抓没有暂住证的人,凑指标,结果出现了很多很可怕的事件。例如,有一个大哥,他的钱包、证件都被偷了,他当时还在上海一个很正规的测绘所工作,说可以给领导电话确认,但还是直接被遣送回安徽,之后他马上偷偷回了上海。很多人威胁他们时说,如果不配合,会关你很长一段时间,你的工作就没了。很多人就没办法。因为单位如果找不到就把你开除掉了。

 

我当时访问外来人口管理办的几个工作人员时,问近两年在政策和制度上有什么变化。

他们说现在上面没有明确地说你们可以抓人可以关人,不好管了,以前可以威胁这群人,如果不配合的话就关起来,让你失去工作,他是有权力这样做的。当然这是一个过去的制度,现在已经没有了。

 

我试图在这些地方找到同乡会,但发现根本就没有,或者像我们这样的读书会。有过一个农民工的读书会,我也去访问了(主办者)。他是一个热心的做老师的,本地人,97年发起的,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兴趣班,教外来人口学书法、美术等。但后来他登记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们如果有任何程度的组织化,也受到没有结社自由的限制。

 

我的论文还关心一点:城乡教育不平等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一般国际移民研究,都认为在人口流动的中后期,会出现很多家庭迁移。农村人口的迁徙是85年之后,而农民工子弟学校则是92之后出现的,这就是个规律,一般稳定后才会把孩子家人带出来。90年代中后期也出现了这种大规模的家庭大迁徙。现在来说,城市里出现越来越多的打工子弟学校。这里有简单的数据。他们面临的主要障碍是教育财政资源分配的地方分割。我刚才讲过,农村和城市的教育资源的主导来源是不同的,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分割也非常明显。流出地觉得这些孩子不在这里入学,就不去监管,流入地觉得不是他们的责任,因为没有国家拨款,这也是很多农民工孩子没有机会进入公立学校的根本原因。城市教育系统对外地学生考试权利的限制。目前为止,上海和北京都限制外来务工子女参加中考和高考,唯一的例外就是他们的父母能够拿到上海、北京人才类的居住证。但人才类的居住证要求必须有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这大部分人是没有的。之前曾经实行过一个蓝印户口,说是买房落户后子女的户口可以转到城市,但实行一阵98年也取消了。还有各地考试课程的差异化,像上海的课程与其它地方不一样,(他们)适应起来也很难。造成的后果就是,在城市里的流动儿童基本上可以接受基础教育,但有很多困难,包括一些公立学校的隐性收费,文化差异或歧视使得他们无法融入,还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他们受教育的经历是断裂的,很多人有非常多的转学经历,这对孩子很不利。很多流入地学校是不愿接受这样中途转学的(学生)。还有一种超龄就读现象也很多。初中毕业生可以进入民办学校读初中的,之后也没办法继续参加高考,这样他们的求学过程就产生很多断裂。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在我们国家,教育投资在城乡是分隔的,但教育投资的收益本身是不对称的。简单来说,农村的教育存在一种外溢效应。就是说,农村大量受到相对良好教育的精英是流向城市的,对城市发展起到一定作用,而城市的精英是不会流向农村的。就像说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却不回来,好处都让国外拿来。在中国城乡的差距也是这样的,也是城市对于农村的无形的人力资本的剥夺,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差距的拉大。

 

第二代移民的教育是阻止因隔离和歧视造成的权益缺失和贫困不过度加剧的一个关键环节。各国移民史表明,在许多国家,移民的第二代可以享受同等教育机会。但即使美国许多大城市中心很多贫民窟,有吸毒现象、犯罪率很高、危险的街区,那时候那些移民的孩子也还是有平等受到教育的权利,在几代人之间,他们可以翻身,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当然还是有一部分会遗留在底层。但在中国,移民的子女教育还是存在严重隔离和不平等,那长远来看,这种后果会造成哪些社会冲突呢?03年在法国发生的大动乱,就因为几个移民后裔遭受很强的不平等对待,所以他们引发了一场很大的暴动。这里有一幅图,画的是一个农民工子女所面临的教育选择,当他的父母出去打工时,他选择流动还是留守,那么留守儿童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他们面临父母不在位的教育,隔代教育造成的溺爱或粗暴管理,又造成很多的心理问题。那么流动的儿童他们进入民工子弟学校还是城市公立学校。在上海的内城区很多农民工子女可以进入公立学校,但公立学校也存在相对平等或相对歧视的环境。有的学校是把学生插在每个普通班级中,有的学校是把农民工子弟单独编一个班,甚至有的学校明文规定其它班的孩子不准跟农民工班孩子一起玩,而那个班的课程也许是完全不一样的。每个学校情况不一样,环境不一样,老师也不一样。有个家长说自己孩子进入上海的公立初中学校,老乡都很羡慕,但他知道完全不是这样子,他很后悔,宁愿将孩子放在老家的学校,最起码稳定一些,而且那里的老师可以平等对待自己的孩子,现在这样的环境对孩子是非常不利的,课程进度甚至拉了半年,老师会想,反正你也不在这里考试,我也不对你的成绩负责。也许其中有一些还是优秀教师,但却没有负责任地去教这些孩子。(1:02)

 

民工子弟学校本身有一个演化过程。在90年代初是自发的、自助的组织形式,但现在来说大部分学校都是一种恶性竞争。现在的校长是为了名利来做学校的,不称为校长,而称为"老板"。这样的学校我也走了很多,不规范,老师的流动性非常大。刚才那位家长也说,现在这帮孩子是(在经历)"第二个文化大革命",而且数量很大。他们跟着父母走来走去,但不能在当地参加考试,在上海读的书再回去本地考试肯定不行,他们的学业完全被荒废了。进到城市的孩子家长也提到一些不负责的老师,(进学校的时候)刚开始说是要考试的,这位家长是我访问中唯一一个孩子可以参与上海高考,因为他花了2万元买了一个人才类居住证,现在花4元万也买不到了。所以说,他们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平等的起点台阶是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

 

还有一点就是升学壁垒,这成了第二代孩子的天花板,就是说他们只能碰到这里,上不去了。很多的孩子被迫回去读高中或参加考试,但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他们很多人在城市里长大,突然之间要回去考试,会产生很大的心理落差。本来成绩比较好的孩子,回去之后就荒废了,这也是因为感情上的,父母不在身边,在农村,很多都是寄宿的,很多人参加一些青少年的帮派,或者早恋,慢慢的学业也荒费了,真正的可以跳龙门跳出来的很少。我觉得这一代上大学的机会甚至比他们的父母还要低,很多父母说还不如让他在老家一直上到高中然后考大学,起码有一个安稳的学习环境。在城市里很多的孩子是搬来搬去,农民工学校也没有能力去管每个孩子。

 

谈到第二代移民的身份危机。刚才这个家长说他的孩子现在只上幼儿园,但已经预见到孩子不能升学,初中没有办法读,送回老家的话,课程不一样肯定适应不了,这种不公平让人很担心。感觉生活在这里生活是里外不是人。回去被叫上海人,在这里被叫为乡下人。在上海生活却不被上海接受,回去老家也不接受,它认为没在这读过,不存在学籍,如果读就要从初一开始。也有家长说,进到公立学校的孩子受歧视,因为这些老师也有个观念指导:孩子不在上海考试,不归我管,也不属于学校正规学生,所以无所谓的,只管安全就好,班级也叫不正规班。我当时就问这位家长,家长能否教会孩子一个目标,就是在老师不教的状况下,自己努力。家长说连我们自己都没有目标,如果政策一旦有变化,我们自己也要回去了,没办法让孩子有。

 

谈到农民工子弟学校。整个背景是90年代初的时候,基层的力量对于政府无作为的一种无意识的抗争。那时候,每个本地的政府都不愿意承担责任去管这些外来的孩子们。这是官本位的一种意识。刚开始,这是老百姓自救自助的行为,比如最早报道的帐篷学校。这是互助公益的活动。但后来慢慢就变成无序的竞争,很多人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有几千万的流动儿童需要教育资源,家长愿意花钱,但又没有能力鉴别学校的好坏。于是,很多人钻了这个空子,把这个当作市场来做。但后来政府发现了这种学校是不规范的,误人子弟。我访问的时候,听到很多家长说,家长本身没什么文化,老师就随便给孩子一个好分数,让家长看着开心。有些有心的家长就把老家三年级的卷子给孩子做,孩子完全做不出来或只会做几道题,就发现自己被糊弄了。而大部分家长没有能力去鉴别。很多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安全,吃的东西干净,有个地方去,就可以了。他们没有意识到教育是很重要的可以改善孩子命运的途径。从无序竞争开始,政府就开始取缔(农民工子弟学校)。从2000年,北京上海很多地方都开始取缔,但没有用,关掉又开了,一直恶性循环。到现在,城市主管部门观念落后,教育部门也没有形成一套照顾这个群体需要的政策。城市教育部门的政策,我这里列出来几个,有一个98年制定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规定了几条办法,但后果都是不良的。虽然批准了这种民工子弟学校的存在,但没有给财政的资源,没有真正地让它平等。另外,也使得以盈利为目的的办学者趁着制度的许可,用一种盈利的方式去办学。地方政府经常以这种社会力量办学的口号来推卸责任。

 

我之前在徐汇、闵行、松江等区走访过一些学校,这些地方的师生比例非常低。老师非常少,课程设计中像体、音、美这样的课程非常少,老师流动率非常大,更谈不上责任心。而我最近才关注的一个部分是,民工子弟学校中的老师这个群体也很弱势。他们把自己当作打工者,不认为是教师。很多是找不到其他工作才去教书。很多人没有经过培训,就直接去教,没有一个长期的、负责的心态,做几天算几天。我去过的大部分学校都是这样,有的时候一个学期语文老师换四个。有个北京的老师说,去年这个学校有一千多个学生,因为奥运很多家长都已经回家,许多回家的都是好学生,这样会教的很灰心,因为既使你在一个学生身上投入太多,他的成绩好了,你尽心尽力教他,但他又回去了,对于老师说这样就对自己没有信心,对教学也没有信心,留下的都是调皮捣蛋不大好教的学生,越教越累。社区与学校的互动很有趣。我去的一个社区,实际是一个拾荒村,大部分是河南人,以捡废品为生的,然而社区学校的老师大部分是河北人,对河南人本身就有一种成见,加上他们又做这个行业,双方都不认同,老师看不起这些家长,而家长也看不起老师,因为老师们一个月也就800元工资,而自己收废品每个月能赚2000元,觉得我的孩子是因为没办法才送到这里来,这个学校很"次"。所以家长和学校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这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孩子。这只是一个社区的情况,不一定是普遍的,但也存在。

 

我碰到过一个老教师,以前在农村是老师,当过副校长,现在在这个学校也是副校长,还要教初二的2个班级,生物、体育、思品,比起老家的担子压力大多了,以前只要教一个班级的语文。这也是老师流动的原因,实在是太累,受不了了。老师与办学者之间的关系。老板经常打白条,不光克扣工资,而且谈一些无法兑换的福利。有些老师说不干了,这个老教师劝他说你还是干,干一天就是一天。下学期可能不教,觉得很累,而且没有自由。不过还是会跟老师说,对校长有埋怨,但不要把这种埋怨带到课堂里去,因为学生是无辜的。老师群体的生存状况也是很可悲的。他曾说过,校长是私人老板,心里面觉得别扭。在老家教书是为了党的事业,在城市里是为了老板的事业,就没办法去全心全意的去做。这是很微妙的心理状况。学校想规范都规范不起来,没有有经验的老师可以带这些新来的老师,也没有系统的管理,流动性太差,管理太差,恶性循环。我之前也做过这方面研究,也想直接参与一些帮助,参加过一些志愿者机构的活动,大家讨论什么是最有效帮助这些孩子的,很大一点直接可以帮助的是,我觉得首先就是老师的待遇可以提高,可以培训,可以补贴或国家适当给一些补助。但我们这样想,上面不这么认为。老师的流动性对孩子的影响很大,学生要花半个学期去适应老师的教育方式,一旦适应好了,又换了一个老师,孩子的时间都花在适应上面,没有真正在学习。如果有一两年这样的经历,孩子肯定厌学,没办法喜欢学习,会有一种厌烦或抵触情绪。虽然没有统计数据明确显示,但估计城市里的农民工子弟的辍学率是很高的。

 

还有一点是居住环境的空间排斥。之前最著名的研究是北京某村,一个温州人移民的村落,90年与当地管理者有过很激烈的冲突。有人类学家写过一本书。因为温州人的同质性很高,同乡联系很紧密,组织化程度高,有一种共同的命运感,可以团结起来去争取自己的利益,守住一个地方,这是很少见的。还有一点,居住空间的社会标签作用。很多时候你住在哪里,从哪里来,就是标上了一个记号,你是贫民区的,是哪种人。关于空间排斥,有很多学者在作相关研究。我主要观察北京和上海的几个贫民聚集区,希望把个人经历和过程放在具体的社区环境。我觉得,做社会学研究需要一定的想象力,不是杜撰虚构,而是要完整地了解这个环境。我见过北京的一个贫民区,一个NGO组织在当地做一些帮助,但因为奥运会,这个地方要拆掉,很多人要走,物价、电费都涨得很高,做买卖也抓得很紧,一些拉砖的、收废品的受到很大的限制。

 

这里有几张打印出来的几个地方的图片。我想分享大约就这么多。这会是我的博士论文,还在进行,访谈会做到十月份。我想,如果方向未错的话,可能会用一生去做一些帮助他们的工作。我们大家职业都不一样,但都可以反省,(农民工是)在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人群,或者另外一群人,残疾人、盲人这样的群体等,我们每个人可以切身思考一些平等对待他人的观念。我想说的是,制度的东西是与每人相关的,它是我们的信仰所造成的。我们相信人有三六九等,我们的制度就变成这样子,如果我们相信人人平等,制度可能就会有所改善,观念是可以传播的。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也在反省那种学术的伪善。作为学者,需要去挑战自己的伪善。之前做这个题目时,对于我来说很有挑战,但我希望去做,因为自己很骄傲,我想帮助别人,但其实根本不了解他。我希望这一年的研究,能够督促自己走进这些人,去了解知道他们的生活,而不是高高在上的俯视。每次访问都让我学到很多的东西。不是说我们能替他们发言、说话,而是说如果你愿意去接触身边这些人的话,每个人都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这会是非常宝贵的经历。

 

李华芳: 我先作为主持人,抢一个说话的特权,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工,是上海的三无人员,严格来说是应该被遣返的。但是我在上海已经四年了。(你的户口是农村的么?)户口在学校那里还没有出来,在大学里,没有拿出来,只要加钱就可以继续挂靠。我们当时做这个【读品】是为了想帮助那些读书受限的人。之后我们的想法有一些小小的改变,我们更应该影响那些所谓的精英。他们并没有真正关注,或者说他们没有观念的改变,对于底层的影响就很小。我们这个读书会为什么做成沙龙形式,其实就是它的公开性,使话题具有公共性的意义就在于我们想使更多的人能够听到或了解到,公益是怎样一回事。公益不一定要每天关注残疾人,而是可以从身边做起。我们最早的想法是,如果每个月改变一个人,使他认识到社会上有很多可以帮助的人,这个沙龙就是成功的,整个项目就是成功的。那么,按照现在的发展来看,还是做到了一点儿。

 

对于马丽刚才的演讲,可能她自己正在处理整理的过程中,不是特别聚焦一点上。她至少要讲两代人,第一代人的移民需要解决的是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但同时又想解决第二代尤其是子女受教育的问题,以及后面的城市空间等。我个人的建议是,可不可以聚焦在一点上。比如说流动儿童,我相信你在这块花的精力可能更多点,这方面的资料更翔实一点。在我看来,超越边界的社区,很少人关注这一点。即使研究劳动经济学、制度转型的人也很少关注这个角度。我是学经济的。很多人认为改变农民工的途径,就是技能培训或是子女教育。但没有很好的办法去解决农民工子弟学校的问题。我们(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本身也是NGO,与劳民工子弟学校属于同一个类别:民办非企业单位。之前也有过接触,但了解不多,事先也没料到他们遇到的危机像你提到的这么严重。我认为这方面你可以做得更深一点。这里可以分为好几点。比如像出资人,出资人不能够从中取得很多的收益,但农民工子弟学校是唯一的例外,其它类别的民办非企业单位都不可以这么做,包括学校、培训机构等。第二点,就是老师的流动性。如果要给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提高待遇以留住他,但谁来出这笔钱?你提到社会办学,但社会办学很重要的一部分应该来自地方政府的投资。你还谈到流动儿童的心理适应等问题。我觉得这本身就足够做一份好的论文。下面我们有请今天的评论人梁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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