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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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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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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存在的若干问题  

2008-10-14 18:06:3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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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大学普遍推出了通识教育,主要体现在如“文化通识课”、“文化素质课”或“全校通选课”的相关设置上。对于这样的通识教育,我曾经也是“消费者”,2003年以来因为在专业教学之余也参与了这方面课程的教学,对其中存在的表层和深层问题也算略有感受。近日阅读甘阳先生《通三统》(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之“大学之道与文明自觉”,其中的若干论述激发了我进一步的思考。虽然我国实施至今的通识教育对于改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确有好处,但离通识教育的核心宗旨和应然目标还很有距离。在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只是模仿了美国通识教育的外壳,却没有真正实践好通识教育的宗旨。这既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操作中的困难。

一,定位:精英取向与大众取向

精英取向与大众取向,从对象上讲,即通识教育是面向少部分(优秀)大学生还是一般的大学生;从内容上讲,是重视经典精读还是一般通论,是高门槛还是大众化或通俗化?

对于第一个问题,比较不招惹争议的说法是所有的大学生都应该有机会接受一定的通识教育。但如果将通识教育严格限定在基本文化经典的研读上,就不是所有大学都能作到的。在这里,通识教育首先面临的就是其定位,也就是它要培育出什么类型的大学生。甘阳关注更多的是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国内顶尖大学,他的参照系也是哈佛、斯坦福和芝加哥这样的美国一流高校,强调文化通识课的目标应是构筑学生的文化共识,从而“打造中国的精英”。这是明显的精英取向。

如果考虑到中国大学的数量和大学生的数量,承担“打造精英”使命的大学范围自然要扩大到我国一流的大学,特别是那些综合性的名校。但除了这些学校,我国大学最大组成部分的便是那些一般性大学和专业性大学,通识教育又如何在这些学校去实践?很显然,其中必然涉及到大众取向的问题。其中,一方面是要考虑通识教育对一般大学生的可接受性,另一方面是要考虑这些大学所能够提供通识教育的实际能力。

就现实的意义上来讲,让学生长时间(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就有两年)地投入到基本文化经典的研读中,对某些大学的学生来说可能做到,但对大部分大学的学生来说并不现实。因此需要在精英取向和平民取向之间做出分别对待,或者实行这两种取向的某种混合。就有条件开设经典文化研读的一流高校来说,可以增加经典研读的比重,但暂时也不必全部变成这一类的课程,完全可以保留学生感兴趣的一些通论性课程或兴趣性课程。对于那些没有条件开设大规模文化经典研读的普通大学(尤其是那些理工或专业技术类大学),可逐步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而依然保持概论性的大量通选课于学生。待积累到一定程度再逐步加大文化经典研读课程的比重,在积累的过程中,开设一些经典研读方面的学术讲座也是一个可以替代的办法。

关注文化使命,强调文化自觉,承担文化责任,这向来都是少数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即使是所谓“精英”,也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人能够坚持。而这都需要前提,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做到,更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能做到,甚至是不必都做到。学生良好的知识基础,对知识和智慧强烈而纯粹的兴趣,从容的学习心态,多元而自由的校园氛围,等等,并不是目前中国大部分大学所具备的。

举例来说,我曾经工作过的南京理工大学就是一所典型的理工科大学,这样的大学在中国很普遍。我在那里曾经开设过《当代中国政治变迁》和《毛泽东研究》两门“文化通素质课”,最开始也是有着很大的抱负。我所了解的一些同事,主要是人文与社会科学院的老师也多开有与自己的研究相关的课程。几年下来,我却发现“文化素质课”存在的诸多问题。因为理工科学生繁重的专业学习任务,加上英语和公共政治类课程所占用的大量时间,文化素质课一方面所能分配到的学习时间就少;另一方面,老师也不太可能带领学生去阅读经典,因为学生太多,连课堂讨论都无法进行,也就是甘阳所批评的讲成“概论”课——从头到尾由老师去讲授一些不可能特别深入的问题。对于这样的学校来说,让学生前两年都不分专业地研读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经典,之后再进行专业教育,除非把英语的课时大规模压缩,然后压缩或取消那些意识形态化的“公共政治课”,文化通识课的时间才能保证。(这对于重视政治规训远甚于重视文化培育的中国执政者来说,无疑是与虎谋皮。)再或者分解一部分专业课时给通识课——这就涉及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格局问题,对理工科院校来说,说服学校将通识教育放到与理工专业同样重要的位置恐怕是不太可能的。另一方面,更为现实的是,像南京理工大学这样类型的大学,其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基础严重缺乏,这样的学校在文科方面最开始其实就是一个政治教育方面的系,后来全部大跃进变成大学里的一个“人文与社会科学院”,至多再多出一些诸如公共管理、经济管理和外语这样的相对“热门”的院系。学术研究缺乏积累,师资严重缺乏,让他们承担精深的文化核心课的经典研读同样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对于这样的学校只能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文化经典著作的研究和教学。文化通识课程如果能培养一些学生的文化兴趣,拓展他们的文明视野,丰富他们的大学生活,那已经很不错了。推而广之,对相当部分的大学来说,文化通识课依然只能在大众取向上继续前行,关键是提高教学本身的质量。

即使是综合性名校如武汉大学,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以我讲授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为例,该课作为通识课的社会科学类之一门,课时只有三十六,选课学生有两百人,加上要求补选的就更多了。就这门课程本身的内容来讲,三十几个学时只能是大致讲一些基本问题;而学生太多,坐在一个大教室里根本展开不了深入的讨论,更不用说经典研读了。我唯一希望的就是,学生能在课下自己阅读一些经典的著作。这样的情况在武汉大学是很普遍的,通识课程是很随意、不受学校重视、管理松懈的课程门类。而美国的通识课是必修课(学生有在限定门类下的一定选择权),学分要求高,延续时间长——两年(每学年三个学期),由各领域最为优秀的学者授课,并由二十余位博士生作助教分小班讨论。所有这一切,我国的大学要做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是要保留通论性的讲授形式,然后通过强化平时阅读任务的方法部分实现通识教育的目标。

总体来看,在大学全面扩招,大学教育早已大众化的时代,就可见的方向来看,精英取向的通识教育只能是部分学校部分大学生所能够做的;对于大部分学校和大学生来说,暂时延续大众化的通识教育,逐步强化精英取向的文化经典研读,可能是我们不得不选择的现实路径。

二,格局: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

 大学阶段本来就应先强化通识教育,然后明确专业教育方向。否则大学就是技校了。这是我一贯的主张。但我国的大部分大学,学生在报考、学校在招生时就早早明确了所谓的专业。但这种过早的专业意识实际上非常不可靠。一方面,学生在还没有真正打好基本的文化底子时就局限于狭隘的专业训练,这必然束缚其思想视野,也影响其专业发展的后劲;另一方面,大学阶段的学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无限可能性,很难说他们确切地把握了自己的兴趣和潜力,而这正需要他们在多元的选择性课程中逐渐发现;最后一方面,由于专业选择一开始的功利性和现实性,使学生过早地将对未来生存的焦虑(所谓的“就业压力”)带入原本单纯的学习中,这必然会使他们的选择偏离甘阳所论的文化通识教育宗旨。相反,学生最多的选择可能是投资少、见效快的(在就业上)“有用”的课程,或者那些轻松易过甚至是具有娱乐性的课程。

因此,严格意义上的通识教育天然地要面对来自专业教育的挑战。目前我国高校一方面在学术上和学科上是高度专业分化的,另一方面,市场往往也简单地在学生的专业与岗位之间建立直接联系。老师和学生都有很强的专业性需要,因此强化专业性,强化专业意识,强化专业训练,早早地就在大学阶段展开。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分配通识教育以必要而充分的时间,在师资配备和学生管理上予以严格的重视,都是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否则,虽然通识课的门数非常多,老师讲得也算“卖力”,但其作为大学教育基础性的地位是很难确立的,其与专业教育之间的良性格局也是很难确立的。

在我看来,真正研究性的专业教育和训练需要从研究生阶段开始,大学最主要的应该是尽可能的将知识面拓宽,将知识基础打牢。以社会科学为例,其中的任何一门学科都具有解释力方面的局限,因而需要其他学科的思维启示和方法支持,政治学专业的学生也必须学习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学方面的理论和知识。而要做到这一点,通识教育应该是非常好的选择,比如,如果能以经典研读的方式,列出一些这些学科共同的经典,分别让各个学科的专家带领学生研读,一门课下来,每一个专业的学生都会收益,而且具备打通的潜力。因此,不仅是学校要着意强化通识教育的严要求和高标准,更重要的是学校要让不同的学院和专业打破壁垒,互相沟通和合作,共同推出一些共通性的课程供学生选择。

只有经过一个宽广的文化和知识熏陶的阶段,专业教育才能明确重视。如果将专业教育自始至终都置于首要的位置,将通识教育等同于任选课凑满学分即可,通识教育只能处于大学教育的附庸地位。这一点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专业来说尤其严重。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目前的格局一方面影响了学生的知识格局和思考气量,另一方面使大学培养文化共识的使命难以实现。至少,就某些优秀的大学来说,是应该强化通识教育的地位的。

三,旨趣:通识教育与公民教育

通识教育自然包含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但其核心正如甘阳所言是人文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政治学。对于中国目前的大学教育来说,政治学为通识教育所应承担的责任和所能做出的贡献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在我看来,中国自小学以来的政治类教育,直到大学的“公共政治课”,都不能称其为真正的公民教育,甚至有些方面是反公民教育的。因此,面对高中阶段意识形态式的政治灌输遗留,面对大学阶段意识形态化的“公共政治课”的挤压,大学必须强化真正的公民教育,打造现代国民,也就是解析政治现实、传播现代政治常识、理念和基本原理的教育。在这方面,政治学的专业老师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公民教育同文化经典研读一样重要。

就通识教育的本意来说,如甘阳所言,主要是文化经典研读,重在培养“文明共识”。他自然没有单独强调政治学式的公民教育。当然,美国那样做得到位的文化通识课程,已经充分考虑了政治学的经典文本,而美国本身的公民教育在大学之前都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因此,大可不必在大学阶段单独强调公民教育。但是,中国的情况却如我前面所讲具有特殊性。而且,在目前中国高校的教育话语分配上,非常明确地强调公民教育虽然会得到认可,但操作起来会面临各种容易想见的困难。因此,在通识教育培育文化基础的同时,加强公民教育的比重或许也是一个应当考虑的方面。当然,这主要得依靠授课老师的个体性努力。正因为文化通识课的合法性地位,许多真正有建设性的努力可以投入其中。一方面,强调经典的研读,另一方面注重现代政治共识的培育,而不仅仅是“文明共识”的培养。这对转型中国尤其是今后中国的政治品质尤为重要——如果我们承认某些大学终究会培育下几代的精英(包括政治精英)的话。                                     

                                                                                                                       2008-10-14东湖畔面壁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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