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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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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中国教育需要真正变革  

2008-10-22 15:34: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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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的教育进行了多次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认为,过去我们仅仅是进行了一些零星的或者是枝叶性的改革,如教师聘任制、扩大招生、大学合并等,但我国高等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很多,仍然需要一场真正的变革。


    30年改革历程分4个阶段

    回顾教育改革30年的历程,刘道玉将其分为4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8~1980年,大概3年时间,这一阶段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包括恢复统一高考,恢复教学大纲、教学计划,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这一阶段的工作为以后的教育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1980~1988年,刘道玉把这一阶段称作“我国当代教育改革的黄金时代”。在此阶段,各个学校都积极开展改革试点,大有“英雄比武”之势,如上海交大的人事制度改革,提出了工资制度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令别的学校教师羡慕不已。再如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华南理工学院的“理工结合、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的理念。还有深圳大学进行的党政体制改革,提出党的机构要业余化、兼职化,党委宣传部、组织部、办公室没有编制,都得兼行政工作,刘道玉认为这“非常大胆地开创了党政体制改革的先例”。
    而当时由刘道玉领衔的武汉大学,面对改革大好形势,选择从教学制度开始改革。其学分制、主辅修制等,至今还为许多高校所效仿。
    第三个阶段是1989~1992年,教育改革停滞不前。
    第四个阶段是1993年起至今,小平同志南巡以后,重新倡导改革,教育改革又开始回升。但刘道玉同时提出:“从1993年到现在已经15年过去了,我们虽然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是在我看来,都是属于添枝加叶式的改良。这一阶段突出的特点是以发展代替了改革。”
    如何评价30年的教育改革?刘道玉认为,30年当中,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改革实验,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也取得了不少宝贵经验。但从90年代开始,大学出现合并、升格、扩招,抓了发展,但出现了冒进和浮夸。虽然抓了一些改革,但没有抓教育本源的改革,所以问题重生、积重难返。“总的来说,30年教育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没有涉及对教育本源的改革,所以我们的教育改革是不成功的。”

    中国教育缘何需要一场变革

    为什么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变革?刘道玉认为原因有三。
    首先,我国高等教育与世界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有很大差距。刘道玉说:“据资料统计,至今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进入世界前沿。”
    其次,虽然我国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居世界第一,但我们培养出的高质量人才微乎其微,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几乎所有基础科学领域,乃至天文、数学、地质学、建筑学、计算机等学科领域的世界大家,中国现在都是空白。据刘道玉统计,诺贝尔奖诞生107年了,大概有将近700位获得者,其中有600人分布在世界一流大学里,而中国现在一位都没有。
    最后,近几年,我国高等教育问题很多,群众议论纷纷,强烈要求改革。许多媒体都作过调查,教育是群众现在最不满意的问题之一。所以要求我们进行真正的变革。

    我国教育的三个本源问题

    刘道玉认为,我国教育的本源问题有3个,分别是教育理念、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
    第一,教育理念要从根本上回答大学是什么、干什么的问题。虽然我们培养了2000多万名大学生,现在在校的大学教师队伍以百万人计,但并不一定每一个在大学工作的人都知道大学是什么、大学是干什么的。康德是世界上第一个回答大学是什么的,他说:“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行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可见我们对这一点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
    关于教育理念,中国和西方在人才培养上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西方是讲成长,是以罗素的质量主义为基础,是受教育者按照效仿自然的法则,按照个人兴趣、志愿、选择自然地生长,不受外界的干预。而中国教育理念的源头是塑造,就是把受教育者当做一个原材料,把它放在一个标准的模具当中、放到生产流水线上,而生产出来规格毫厘不差的统一产品——这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特色,我们在人才培养理念的源头上存在问题。小孩接受父母的塑造,各类学校接受国家教育部统一标准的塑造,其结果就导致我们的学校没有特色,学生没有个性、没有创造性。
    第二,教育体制的问题。中国大学的教育体制是高度集权的体制,人们将其称作“大一统体制”,也就是大包大揽教育领域一切资源、决策与管理权。
    刘道玉说,教育部近些年推出了许许多多的教育工程,教育工程就是计划,教育工程越多,教育计划性越强,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在教育战线上的表现。虽然说我们经济体制转轨了,可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依然还停留在集权制的体制。大一统的体制与大学独立自治是对立的。
    第三,人才培养模式。迄今为止,主要有两种有代表性的教育模式,一个是美国通识教育,二是苏联的专业化教育,我国现在仍然是专业化的教育。刘道玉认为,专才教育的弊端是专业划分太细、学生知识面太窄,难以适应急剧变化的市场的需要,难以培养出杰出人才。
    刘道玉以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见解佐证自己的观点。他说,钱穆先生只有中学文化程度,但是他自学成才成为国学大师,并明确提出“近日国家社会所需者,通人尤重于专家,而近日大学教育之智识传授,则只望人成为专家,而不望人成为通人。夫通方之学与专门,为智识之两途,本难轩轾。”
    另外,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作为世界上唯一著名的女哲学家,也对大学的实用主义进行了批判。她说:“当大学确定了经常为国家、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本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

    如何变革?
    

    刘道玉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早期大学是在“中体西用”实用主义的指导思想下从西方舶来的,但只移植了大学的躯壳,却舍去了它们的精髓和灵魂——独立、自由、民主、质疑和批判精神。因此,在大学理念、大学体制和培养人才的模式上,我国至今仍然处于误区。因此,中国的高等教育变革,不下大力气、不动大手术是难以见效的。
    就此,刘道玉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在中央的领导下,开展一场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他引用康德的话说,“启蒙就是使人们脱离幼稚状态”。刘道玉进一步解释道,从教育部到多数民众,大多数人仍然置身于教育改革之外,尚不知道什么是教育改革,应当改什么、怎样改、由谁来改,关心的仍然是择校、培优、高考分、参加奥赛补习班、选专业、上重点、争状元等等。“要进行教育改革的启蒙,不启蒙是不能将教育改革深入下去的。”
    第二,在中央领导下,成立教育改革的指导小组,邀请国内外开明教育家、思想家、有志于教育改革人士,制定改革方案,指导和切实推动全国教育系统改革。

                                                                                                   作者:孙琛辉    科学时报 2008-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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