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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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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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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打江山坐江山”的合理与悖谬  

2009-01-17 17:19:1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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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解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时,我提到了政权合法性的变革,也就是从“打江山坐江山”的革命逻辑向竞争-选择型执政权获取的最终转型。我尤其提到,现有的权力体系依然着意强化“打江山坐江山”的执政权合法性,因而惯性地制造神话,而很多民众也同样在这样的思维下延续着传统的政治观念,虽然神话本身的感召力随时间的推移而趋于递减。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延了现代政治在中国的生成。

一位学生听后就有不解,因为我在讲解中对“打江山坐江山”这一合法性类型并不是很赞成,她课下就跑过来问我:本来就应该是“打江山坐江山”啊,这有什么不对呢?我当时也给予了简单的回答,但现在想来这个问题还很复杂,值得更为全面的剖析。在我看来,这可能是政治学中最为根本性的问题之一,而很多学者却一直逃避这一类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将根本问题“虚置”(而不论)。

对于任何政权来说,政治上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无非两个方面:权力的来源与权力的使用。对于国家权力(包括执政权)来源的安顿和思考属于“政道”,对于权力使用的思考属于“治道”。对此问题有卓越分析的当属新儒家的杰出代表牟宗三先生。(参见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中国传统政治对政权来源的思考比较缺乏,一方面简单地构造了天意说——做得好的也只能像董仲舒那样弄出个“天谴”的超验震慑,极尽神话制造之能事;另一方面就在实践的层面强调“打江山坐江山”,起而革命也是有正当性的——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民”,所谓“皇帝轮流坐,明年(一般是几百年)到我家”。正因为中国传统政治强调的是谁抢到了政权,谁就可以放手治理“天下”,而治理得不错还可以加分,从当权者到知识分子都很少考虑权力来源究竟如何安排才是合法的。除了王朝之间的争夺和王朝内部的世袭/继承之外,他们的思维没有拓展到更为深入的政治哲学层次,相反,他们的聪明才智大都放到了经世致用的治理术方面。至于政权来源方面的种种包装,其言辞本身也难免会自相矛盾,不管哪种政治情况出现,权力都会主宰话语体系制造相应的说辞。最终,真正洞晓中国政治玄机的人自然不会把权力的正当性当回事,他们的看法非常实际——“枪秆子里出政权”。

问题是,政权的来源终究是一个逃避不了的问题。如果你的政权不过是靠暴力抢夺过来的,虽然在一定的时期你可能治理得还不错,但总有社会出现危机或你治理得不好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很难有充分的说辞否定别人取你而代之的合法性。而政权落在谁手里,靠的就是实力,谁都输不起,所以要拼命,到最后,“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吴思语),而赢得政权的集团也就是所谓的“天意”和“民意”新的所向。维持政权靠得更多的是恐惧、谎言以及对暴力的垄断。这里面,政权合法性问题还是没有真正解决。而在这个框架下的政治生活都必然是高度紧张的,“成王败寇”是压在每一位当权者头上的利剑,毕竟“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啊。

到了现代政治,那种人为制造的神圣感和合法性光环再也不能迷惑大部分国民,因为大家都趋向平等了,至少在观念和权利方面是如此。每个个体和每个组织的欲望也得到极大的释放,而你又无法从合法性或道德上否定这些欲望。政权与执政权由此分离,政权归政治共同体的全体成员所有,执政权由现实的政治集团来操持。而因为执政权不再是私有物,它属于公器,取得公器就得有公共的程序。在政治学的观念中,这就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而契约的最主要体现就是宪法和法律。

从这里反过来就可以看到,“打江山坐江山”首要的一个悖谬之处就是将“江山”看作私有物。就像在《鹿鼎集》的一开篇,金庸借“那文士”之口所讲的,对抢夺江山的人来说,老百性就像乖顺而不能自保的鹿,而“鹿”究竟是要死在某个人的手里的——所谓“鹿死谁手”也就意味着谁把江山拿到手。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古代中国政治观念中有“天下观”的大格局,更有将政权比拟作“大好河山”、“江山”的诗意想象,但说得再漂亮,夺取政权、独占政权和保持政权却是实实在在的私有制。江山应属于天下人,是政治共同体中所有人的。所以,“打江山坐江山”从逻辑上说不通,至少在现代政治语境下说不通。

支持“打江山坐江山”的人可能还有一个“人之常情”的理由。即打江山的集团付出了生命和其他的高昂代价,所以应该得到补偿。问题是,补偿是否就应该以执政权的分享来实现?谁也没有办法保证一个打江山的高手或高手集团同样也是一个治理国家的高手或高手集团。当然,强调“打江山坐江山”的人可能会辩驳说:“我这里所说的‘坐’字主要是指拥有政权,具体谁去治理我还是可以找合适的人来帮忙的。”但这个问题又回去了,“凭什么这个政权就应当归你保持呢,我们其他人呢,我们其他的集团呢?说到底,政权是不应被个别集团把持的,因为政权是属于人民的。而人民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应该拥有参与和共享的机会。”

认同“打江山坐江山”的人往往欣赏曹操老奸雄的那句话,说得很悲壮的样子,要不是他,天下不知有几人称霸几人称王。曹操讲的在中国过去或许还是一句大实话,但放到今天就有点不合时宜了。曹操的逻辑推延出来无非是说,这个政权啊,总得有人占着了,有人占着了,只要有本事“镇得住”,至少暂时就没有人来抢了,“天下”就可以太平了,这可是“老百姓”的福分啊!要不怎么都说“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呢?这样讲也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问题是,如果有别的更好的安顿执政权的方式,而且已经有实验成功的诸多先例,使执政权能够和平有序地在不同的集团之间移交,你为什么还一直强调当初自己拼了命地抢到手的这个东西就应该永远归自己所有?况且,越到后来,拼命的不过是你爷爷辈爷爷辈的父亲辈的人了,和你有什么关系?可见,强调“打江山坐江山”的人依然隐含了世袭和血统的思想,因为打江山的只能是一代人啊,这代有着神秘军旅生涯的人很快就会老去,很快就会升天的。从根本上讲,在现代语境下,政权是抢不到手的,因为政权在民众那里;你抢到手的不过是领导和把持这个政权的权力,所谓“执政权”——有的说的更艺术叫“领导权”。而抢到手的执政权你没有办法证明就应该一直在你手里。正所谓连某些大头头也承认其所属的政治集团的领导地位“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认同曹操的人自然又会推出另外一个结论:谁把持着执政权不重要,关键是他是否能够把国家治理好把社会发展好?这也是很多威权国家惯用的逻辑:秩序最重要,抢什么抢啊,把经济发展好了不就行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你们要相信我!这里可能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执政权获取途径的安顿会影响实际的治理绩效。执政权的取得如果靠的是暴力争夺,就算其最初所依赖的是所谓民意(所谓“民心所向”)和“历史选择”,但最终免不了民意也会变,自己变成当权者之后更容易变(质),所以她就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打击一切潜在的“反叛者”上;另一方面,为了表明自己的无比英明,她就会倾向于隐瞒事实和放大成绩,就像奥威尔《1984》中的“真理部”的所为。但这样做的效果依然无法保证,因为,在没有给出别人或别的集团治理机会的情况下,说自己的治理是最棒的,这终究不够有说服力。这样不行,就与历史上比较蹩脚的政府或其他国家的治理相比较。通常是选择现有权力体系的优势与其他权力体系的劣势相比较,其结果是“感觉良好”。问题是,历史上政府的境遇和其他国家的境遇终究有所不同,这种比较的说服力依然很难说服国内的民众。而一个按照现代程序取得执政权的集团,不必担心在其任期之内担心政权被反叛者颠覆掉,因为政权在人民那里,他只是暂时的管家,管得好,或许被继续推上执政的位置,管得不好,就有新的集团被选出来。事情也没有多么严重。彼此之间遵守共同的规则,不至于失去了执政地位就非得拉一帮兄弟去打游击从而“卷土重来”,因为你完全可以再等待几年和平而体面地“卷土重来”。

尤其严重的是,强调“打江山坐江山”就意味着对政权的集团垄断或世系垄断,而在一个非竞争的权力结构下,特别是在社会没有充分制约国家权力的能力时,任何权力都将倾向于扩张自己的权力并攫取社会和民众的福利,从而在根本上使一个国家的正义和均衡成为不可能。这一点也是一个基本的现代政治常识。

强调“打江山坐江山”没有什么不好的人可能还隐含一个判断:你们这些小老百姓啊,操这方面的心干什么,政权(或政治)方面的事从来都是那一小帮政客或政治家玩的,你过好你的小日子不就行了?这个命题也存在着致命的盲点,因为,虽说争夺政权和把持政权的人从来都是一小帮人,但这帮人的所作所为从来都不是他们自己的事,争夺(执)政权需要动用核心资源,执掌政权同样会影响到每个人的精神自由和生活幸福,而资源最终只能来自于普通劳动者,暴力争夺一旦展开,没有人从根本上可以避免灾难的可能降临。没有人能在政治之外,感觉到在政治之外只能是基于个人的无力感所产生的看客梦幻。

回到本文的最开头,我在回答那个学生时半开玩笑地说:“打江山坐江山”就好比在动物界,那些战斗成功的公猴才可以占有母猴,这个规则是动物界的规则,人毕竟高于动物,人的尊严也正体现在能够依靠自己的理性有序地安排自己的政治生活,包括执政权的分配和承接。所以不能仅仅停留于“打江山坐江山”,而要依据大家公认的政治程序安排谁作为执政者。但我知道,我这样的回答显得过于理想,依然不够能说服某些人——他们肯定会说“你这是书生之论”。因为现实世界的秩序更多的是强力和利益的结果,人心深处对公义和合理的期待还需要新型的社会条件和权力结构来支撑。但不管怎样,反思“打江山坐江山”这一信条背后的思维逻辑和政治文化心理仍然是必要的,在某种意义上于当下的中国甚至是刻不容缓的。毕竟,“一国人民也许对好的制度缺乏思想准备,但为他们点燃一种希望就是这种准备的一个必要部分。”([英]密尔:《代议制政府》,第12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2009-1-7东湖畔面壁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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