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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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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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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政治学获取尊严的三个路径  

2009-01-17 17:25:0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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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般意义上讲,在一个威权的社会,严格意义上独立的政治学研究总体上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因此更多的是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成为现有权力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成为权力体系的批判者。对作为学科和学术的政治学而言,这两种进路可能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前者容易因为距离权力太近而使学术的独立品格丧失,研究者和言说者因为心灵的不自由和思想的自我设限而过于政治地研究政治学,虽然研究政治学要有政治的眼光,但政治学研究毕竟与政治地看问题不同。而成为权力体系的批判者,则也可能因为过于激越的情绪和清议的传统,使研究者对现实政治的真实面向视而不见,他们更容易停留于自己对现实政治的消极想象甚至夸张之中,这同样会影响他们言说的力量和学术的品质,虽然这样的姿态和风格在一个威权的社会中会吸引听众的共鸣——因为这样的表达通常“听起来很爽”,虽然我丝毫也不否认这种姿态和风格在一个相对压抑的思想氛围中所可能具有的积极价值。特别是玩世不恭的消解和批判同样会滑向虚无主义。不管姿态和风格如何,最终的目标毕竟是增益,批判的归宿也应是建设性的目标。

这样一来,就得开辟新路寻求政治学的学科尊严和学术尊严,奠定这一专业从业者的学科自信。针对前面所论两种常见进路之不足,就近期来看,我想到的是三个路径,在这三个路径上,有很多建设性的事情可以做,虽然更多根本性的事情我们暂时还做不了。其一,学科专业化与学术精深化;其二,从社会角度看政治;其三,公民教育与现代政治常识之普及。下面分别简要阐述我的一些想法,以作为研习政治学十余年的一个初步反思——包括我对武大、北大和复旦三校政治学进路的反思,也算与政治学专业的学生一起探讨。

其一,学科专业化与学术精深化。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之一门,其学科的边界在发达国家是比较清晰的,但在我国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其学科边界一直受到不应有的模糊化处理甚至边缘化对待。不少谈论非政治学问题的人还自以为在研究政治学。这在某种意义上败坏了政治学的声誉。而政治学学术化的程度在发达国家已经非常高,但在我们国家却非常低,致使不少人觉得这个学科谁都可以来玩一把。现在需要做的是,强化政治学的学科意识,尤其是提高政治学学术的精细化程度。使非长期研究此专业的人并不能轻易进入其中,因此也不敢轻易指手画脚、乱加品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确立学科的“话语霸权”,就像“经济学”所做的那样。当然,我说的不是所有的政治学学者都应这样做,这显然不现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必须有一部分政治学学者从事这种精深的学术研究,包括那些一般的人可能看不太懂的深奥学问。也就是说,这个学科必须有一些其他学科或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否则,门槛太低,难免就让人看不起。当然,所有的精深研究不包括故弄玄虚和装神弄鬼的伪学术,而是的确艰深和复杂从而需要长期钻研的学术问题,包括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和政治学基本理论。

其二,从社会角度看政治。在一个威权社会,核心政治领域具有天然的封闭性,而社会同样也是非规范的。在这样的社会从事直逼政治学核心命题的学术研究,首先就面临着信息和资料方面的致命局限。而制度设计式的学术研究可能也缺乏基本的现实根基。虽然不能排除部分学者的机缘和技巧可以使他们做出有相当水准的研究,但就普遍意义上讲具有相当的难度。相比之下,倒可以选择曲线救国,从社会角度看政治,揣摩政治并研究政治。这一方面包括思考和研究社会领域的政治(权威的形成和利益的分配),更应包括从社会的角度思考核心权力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力量对核心权力的影响。这样相对比较容易做到学术化,因为在社会空间搜集信息具有可操作性,只要通过适当的训练就可以。而社会角度看到的政治玄机同样是非常珍贵的“事实”,而那些一心盯着核心政治问题而百思不得其解的学者则可能忽视这样的社会事实,因此可以起到弥补的建设性作用。更何况,因为社会学研究方法和实践的发达,政治学可以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社会学所作贡献的基础上,从而实现比较高的学术化水平。当然,这一点对政治学学者的要求同样不低,因为它要求你具有政治学的眼光并秉承政治学的基本关怀来看社会或站在社会角度看政治;同时,在这里,我也并不是说核心政治领域的问题可以不再考虑,相反,从社会角度看政治同样需要与思考核心政治的改进联系起来,否则就失去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和使命。虽然选择这样的研究策略有不得已的成分在其中。

其三,公民教育与现代政治常识之普及。在当下中国,理性而有力量的政治学思考尚未充分地嵌入到公共领域中,很多时候成为意识形态话语和传统政治思维的挤压对象。普通民众对政治学作为学科和学术缺乏了解倒在情理之中,只是作为与治理国家关系最为密切的学科,政治学如果不能在公众的思维和观念上有效地施加影响,那么它也很难获得其应有的尊严。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有一部分人坚持从事高水平的公民教育。在这一教育过程中,研究者将现代政治常识呈现出来,并让听众在思考和讨论中形成共识。这需要讲解者对政治学的基本问题非常熟悉,而且对现代政治常识的逻辑了然于心,并以比较公共甚至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从而在公共话语的生产上贡献力量。否则,依赖于现代政治常识的现代政治是无法最终确立的,而依赖于现代民主政治的现代政治学也是难以最终确立的。而这一方面的工作在当下中国又显得尤为缺乏,虽然有少数人在作着可贵的努力,但这与强势的意识形态和深厚的帝制传统与江湖传统相比,依然显得过于羸弱。所以,不光是学者要研究政治学,也要有部分有能力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教育工作,更要有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勇于在学好政治学之后承担传播现代政治常识的职责。这样才有希望使越来越多的普通公众逐渐明白政治学的真正精神,也逐渐感受到政治学的知识魅力,而不是现在的那种被想象和被妖魔化的“搞政治”的学问。

当然,这三个方面仅仅是我个人的想法,除此之外肯定还有其他的建设性路径。任何时代的学术研究都是多元力量共同参与并互相影响的,于相对单调而死板的国内政治学而言,更多力量更多形式的探索或许更值得期待。而从最终的意义上讲,一个真正现代的民主政治之确立将迎来更为成熟和稳定的政治学研究。当然,转型的努力和准备同样也不会白费,而且承担着独特的使命。

有感于不少人对政治学的误解和不认同,出于对这个学科的偏爱,更出于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关怀,在前些年写完《政治学在当前中国话语圈的位置》的基础上,我又简单地写下了这三个努力方向,既是对原来思考的部分调整,也可算作对自己从事政治学教育与研究的提醒。我一直认为,他人的误解来源于自身努力的不足;而自己专业的学生的不认同,同样也因为我们没有把政治学以更好地形式呈现出来。所有这些,都需要无尽的探索。

                                                                                                                   2009-1-17东湖畔面壁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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