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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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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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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近期学术活动小结  

2009-11-17 10:04:1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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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这段时间,应邀参加了好几个学术活动。
        9-10号,参加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三届县乡干部论坛”,虽然除了40多位干部之外还有40多位学者,但听干部们的想法可能更刺激思考。当然,那些基层经验很丰富的学者(如李昌平和贺雪峰)的发言也是非常精彩的。的确是很难得的学习机会。会上能感受到县乡干部与三农学者之间的分歧。当然,这种分歧恰恰是双方交流的理由。基层干部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解决他们工作中面临的实际问题,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思考。学者则主要从观察到的社会事实中发现因果关系,进行知识积累与理论构建,真正优秀的三农学者肯定占有丰富的经验材料。本来,这两种思考路径之间是互补的,但实际上因为言说方式和精神气质的差异,双方的隔阂还是能感觉到。以至于出现“互相看不起”的情况。可贵的是,有部分研究者与基层干部之间展开了比较多的沟通。这一论坛也正是打破这种隔阂的可贵努力。这种沟通可能是基层研究走向深入的必须。单纯的“经验丰富”,如果缺乏系统的理论反思,并不一定能将世界看得真切;而理论水平再高,如果缺乏经验材料的支撑和验证,其说服力也将大打折扣。三农研究因其问题属性而成为改变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风的急先锋。
        13号晚,何俊志博士在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作学术报告:“大都市村庄的选举模式:来自上海的案例研究”。我被郭台辉博士叫过去作点评。同行的还有南昌大学的刘海涛博士和武汉大学的博士生陶振。其实主要是学习。何老师选取的研究对象比较典型,在相关的基层选举研究上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意义。其研究路线也非常科学,严格按照行为主义的进路展开,因而在自变量和因变量的设计和讨论上显得比较琐碎,同样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是自然的。在当下的中国作实证研究,尤其是作量化研究就是“吃力不讨好”。何老师综述的文献基本上没有考虑华中乡土派。这一点我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虽然华中地区的农村研究在国内学者当中存在争议,但其中是不乏优秀的学者和作品的,所以,讨论村庄选举如果根本不涉及其中的有些人似乎是不够的。何老师私下跟我讲,这是海外研究的习惯,基本上只引用海外学者的论文。何老师的风格和取向的确与华中的学者很不同。(华中的三农学者好像多倾向于圈内互引,对海外文献关注较少。)之前,他私下讲的另一个观点我个人倒比较认同:作价值中立的选举研究,积累数据资料,发现变量关系,进行学术训练,目前也只能作到这样——否则就作不下去,但到一定的时机,其作用将是非常巨大的。中国社会迟早要面临普遍而竞争性的选举,政治学者提前作选举研究是天然正当的。
        14号,参加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走向共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学术研讨会”,我作了一个主题发言“迈向现代国家——建国60年反思”,就国家构建、民族构建和民主构建三个方面,分别作出基本面和成熟面的划分,进而对现代国家的初级形态和高级形态(成熟样态)作了一个理想型的界定,并运用这一视野对建国六十年的历程进行了概括式的评述。我的这个思考更多的是一家之言,只是提供一个反思建国60年的分析框架。景跃进教授认为“打开了很大的思考空间”,但徐湘林教授好像不太认同,他觉得这种研究具有“目的论”的色彩,应该放弃所谓的“蓝图”,放弃“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深入地研究中国的转型过程。我想,就学术而言,深入地研究转型过程自然是必要的,但也回避不了中国转型所处的历史方位,更回避不了中国走向民主共和国的远景。转型过程是事实,发展远景是价值,事实与价值之间是不同的。但即使是转型过程,其中也暗含了价值建构的成分,而发展远景也并非仅仅是学者头脑中的想象,对民主共和国的期许同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而我们也不能排除这种社会基础在政治自觉中可以变得更加牢靠。作政治学研究,尤其是涉及整体性的政治问题,能回避建构性的价值吗?应该回避已经被普遍接受的政治通则(共和、民主与宪政)吗?
        15号凌晨返回武汉,参加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办的“中国式民主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主题发言“村民群体性活动视角下的村民信任结构研究”。著名学者刘亚伟先生主持,武汉大学柳新元教授评论。我简单陈述了一下论文的研究思路和主要观点,并引申出村民信任结构对村落治理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就是,很多村落的公共生活将是很难产出的,而村落今后一方面对国家有很大的需要,另一方面村民自身的矛盾心态也可能使国家的介入变成无效的。刘杉博士就我的调查方法提问,包括如何抽样,如何培训调查员,用什么软件来分析。我的回答是,个体的学者在当下中国作实证调查,不可能从纯科学路线进入,而更多的是从可行性角度进入,而判断抽样在社会调查中也是允许的;由于只是作一个事实描述,简单的软件就可以解决问题。后来在和刘杉博士和朱海英博士的聊天中,我谈到由于抽样并非纯随机的,所以统计结果是有误差的,而这种误差甚至很难计算出来,因此得与案例研究相结合,而不能完全依赖于定量分析。申建林老师提出,我所作的是一个事实描述,但对事实的解释是更重要的,也即村民信任不足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因为利益还是因为效能感;同时,村民对精英信任不足也可能是好事,因为民主就是建立在不信任基础上的。刘亚伟先生认为我对村落的判断比较让人“寒心”,那么,要改变村民信任不佳的状况是需要公民教育还是需要道德教育?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问题。旁听“中国式民主国际研讨会”其他场的发言和讨论,收获还是很大的。学术方面,王绍光先生和郑永年先生的发言给人不少启示,但同样能感觉到学术上的深思并不能完全解决人们对民主价值的态度。学者之间,对民主的价值判断和认同度存在着差异,有时这种差异是根本性的。这一点和中山大学“走向共和研讨会”上的格局是相似的。实际上,这正是当下中国政治学界甚至是整个社会科学界的普遍现象。中国现在真正急迫的问题是如何走向民主、共和与宪政,还是对这些目标内涵的思想逻辑和价值诉求展开更为深入更为中国本位的反思?可以想见的是,学者之间的这种分歧是长久的。但真正决定历史发展的可能都不是这些“茶杯中的风暴”,而是我们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的经济发展、社会变动和观念更新,以及这些过程中隐藏的巨大的变革力量。在真正的变革发生之前,大家也只有在争论中观望,在观望中争论。
                                                                                          2009-11-16东湖畔面壁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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