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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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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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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语境反思与理论生发  

2009-12-28 18:18: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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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6日下午,我参加“第三届华中高校政治与公共管理类研究生学术论坛”,作点评嘉宾。之前,本次论坛政治学块的文章也被匿名送到我手上,由我评审出其中的相对优秀者。在阅读这些论文,以及后来听那些获奖代表作现场报告的过程中,我深感有一个问题在不少学生那里比较突出,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个老问题,但我们很多作研究的人都没有能够充分意识到。简单地讲,就是我们现在所运用的各种理论,其语境很多时候被我们忽略了,甚至是不知不觉地随意置换,以为有些概念是通用概念,有些理论是普适理论。我们在运用的时候没有足够的警觉和反思。就学术研究而言,这容易使研究流于表面,甚至是一厢情愿,自说自话。举例来说,在政治学块的几篇文章中,有一篇谈公共知识分子与市民社会建构,有一篇谈政道与治道。这两篇文章写得都挺不错,我本人也受到不少启发,但仔细追问,可能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特别是前一篇论文,其中的论述风险是比较大的。
        不可否认,在现代话语的生产和供给上,西语系列有着强大的优势。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借助这些基本概念和理论资源来发展我们的社会科学,直至解释和建构我们的社会现实。也因为这样,我们自己的理论建树的确比较惨淡。当一种概念和相关理论已为学界熟知,另起炉灶是没有必要的,但要审慎地运用相关概念和理论,尤其是要反思诸多概念和理论背后的语境,在论述的过程中作出明确的交代和调整。毕竟,理论赖以建立的社会事实基础,理论内涵的假设和价值诉求,很多时候被我们这些作研究的人不加质疑地拿了过来。这会使我们的研究变得简单化,更要命的是,我们的研究可能模糊了实然和应然之间的恰当边界。
        不管是市民社会理论,还是政治正当性/合法性的相关理论,不同的历史境遇,不同的文化传统,其生成的逻辑都是不同的。这在过往很多时候甚至是难以通约的。比如,在市民社会理论中,西方某些国家,其社会崛起的过程和中国当下社会崛起的过程肯定有所不同,市民社会理论中有一脉所提倡的“社会制约国家”的建构性目标,拿到中国的当下以及将来,在多大意义上能够适用以及怎么适用是更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又如政道与治道,本来,把中国的政治传统与西方的政治传统作比较,是非常有意义的学术命题,也是牟宗三等学问大家作出的卓越反思。但这种分析理路我们现在该怎样对待呢?西方的政治有一个宗教的背景,有超验的自然法传统,我们的政治在这一块是不发达的——所谓“政道”不发达。那么,真正的学术问题在哪里?到底是中国政治既然没有那种发达的超验传统,那就应该想办法把这个超验传统建构起来?还是,中国的政治虽然没有宗教和自然法意义上的超验传统,但中国的政治却在其独特的轨道上运转着,这种运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构成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甚至很难改变的现实,因此,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建立相关的理性制度出来。也就是说,如果短期内政治观念的全面革新并不能做到,只有基于力量和利益的理性制度才有可能在中国的政治空间生长出来,那种基于超验原则的理性制度在中国政治空间的生长将异常艰难。或者,这两个问题都要回答,两方面的研究都要做?但如果两个方面都要作,究竟应该怎么安排这两者之间的顺承关系?如果拿西方政治传统这面镜子来看中国,自然会有一个疑问:中国的政治没有了什么,然后发出思考:为什么没有这些,以及怎样才能有这些?但这种思考或许也有一个陷阱,比如,中国的政治包括其精神如果一开始就与西方的政治不一样,也变不成西方一个样子,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是基于中国政治演进过程建构中国政治的精神,还是根据西方政治的启示设定我们的政治精神和制度安排?
        问题可能比上面这些还要复杂。一方面,基于中国传统的政治精神在今日到底还有多大的合法性和积极价值;另一方面,西方的政治启示在我们这里又有多大的合法性,怎样才能兑换成现实?任何简单的论述,包括粗线条的期待和展望都是远远不够的。
        更关键的问题可能在于,不是简单的就传统谈传统,而是要看到中国政治传统的变,尤其是在今日的语境下,各国政治的可通约性是否越来越增加?比如,民主合法性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如果立足于今日的政治境况,再看相关的问题,可能一方面不必拘泥于我们的政治传统,也不必拘泥于西方的政治传统,而是经由当下政治的源头活水生发出一种新的合法性理论来。也就是说,现有的所有理论,不管其源头和传统在哪里,其价值到都要拿到当下得到崭新的审视。脱离了当初的语境,能否适应今日的政治语境,不能适应就要重新界定,能适应,不妨继续沿用。
                                                                                  2009-12-28东湖畔面壁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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