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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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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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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民主焦虑症的形成及其缓解  

2009-03-15 11:58:3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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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焦虑症”是我最近在思考威权国家转型时创造的一个概念,意指对民主转型何时完成充满热望,而将关注点总是集中于民主实现;相应地,对民主转型完成之前的政治现实高度不认同,甚至对此阶段的各种渐进努力表示出“没有多大意义”的判定,这种心态必然使思考者的内心充满焦虑感,也使他们在现实生存和内心理念之间激烈挣扎。通常,它要么带来思想上的激进主义,要么带来理想破灭后的犬儒主义——对一切都无所谓了。在一个威权的社会,这种状况的出现难以避免,但并不是不能适当缓解。否则,于普通人而言,就是威权政治带来的“难以承受之重”。

之所以想到这个词并试图分析这一心理状态,首先是基于对自己研习政治学历程的反思,其次是对我所处学术圈部分学者倾向的感知,再次是我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感受到的来自学生的热切追问。

简单地说,我在上大学之前是没有现代民主意识和自由主义理念的,那个时候头脑中停留的不过是官方话语中的惯性思维和浅显大词——如“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之类。机缘巧合,到武汉大学读政治学,专业的教师多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宪政的推崇者,武汉大学也有不少持类似立场的学者,他们的课我也听了不少。在中国,大学往往是一个人政治观念重新塑造并基本形成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是出于年轻人对权威天然的反叛倾向,另一方面是对社会现实消极面的不能接受,特别是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相关话语的逻辑彻底征服了我,我发现自己对自由、民主的观念已经非常认同了。由此,便形成了对自己所处生活状态和政治现实的疏离和对立,自己的内心便开始了对民主理想坚持下的间歇性焦虑。到北京大学更是如此。北大毕竟在理想意义上是精神自由的,更是自由主义的摇蓝,我心底对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的认同更是得到强化。从此就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了。回头来看,我想到的是,如果我没有读大学,我会有这种思想立场和政治观吗?难道真的是“人生识字忧患始”?我接受这些逻辑上严密而且充满人类关怀的政治理念时,我对西方的政治现实和中国的政治历程又了解多少?作为“表达性现实”的政治观念与作为“客观性现实”的政治实践之间,究竟有多大差距?这些差距在多大范围内是合理的和可接受的?这些反思一下来,我不由得不提醒自己,要在政治事实的研究和认识上下功夫。民主虽然能打动人心,但也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物质基础和历史条件上。否则,对某些政治理念的坚持就带有宗教的先验意味了。而在世俗化的当下时代,单纯先验理念的力量是有限度的。至少你很难说服他人。而民主是一项社会的公共事业,一个无法说服他人的政治理想,其实现的可能性是要大打折扣的。

在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中,相似的情况也是普遍存在的。我们阅读、翻译并接受着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的相关话语,由此产生了我们批判政治现实的冲动,并在心中构筑未来中国的民主蓝图。但这样的思考和表达一方面局限于人数极少的学术圈;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现有的权力框架在某种意义上是不能回避的强大力量,已经构成了政治运作惯性和利益集团意义上的路径依赖,而官方的某些理念和提法显然是与我们的期待有背离的。而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呼吁或教育所能起到的作用毕竟有限。谁都知道,现实政治运作的套路和政治学研究的真实路数是两张皮。这就产生一个结果,到底是哪种理念对中国长远的发展具有意义,还是都有其不可取代的意义?到底是一种理念说服另一种理念,还是就让他们多元共存?对于明显违背常识理性和政治学原理的说辞,难道只应选择视而不见?我们很多学者,包括我自己,在此情况下,难免也会产生焦虑。也就是对于这门学科的意义的犹豫,对一直持批判立场进而与权力体系形成紧张关系的价值产生徘徊。所以,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学者在写作要发表的著作或论文时,好像能够心平气和,但一旦私下交流,他们就对政治现实表达了不满和失望,因为政治现实不仅离他们的期待很有距离,而且不符合他们基本的政治理念。在此情况下,坚持独立思考且强调表达真实意愿的学者就难免会焦虑。包括对中国政治现实不够民主,以及民主改革进展过于缓慢等方面充满焦虑。

而那些听我课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呢,虽然其中也有部分比较“成熟”和“理性”因而觉得现实政治没有什么不好,但多数人还是在相关的阅读和独立思考后,就开始或明晰了自己对现实政治不满意的焦虑立场。在这个意义上,学政治学往往意味着一种痛苦的担当,没有相当的智慧和坚持是走不下去的。在一个一元化力量尤其是一元化意识形态主宰高校的学术环境下,学生们只要具备一定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自然就会感到压抑和难以忍受。因为这个社会充满了太多体制化的谎言、虚伪、不公和荒诞。而青年学生恰恰是最关心国家和社会未来的一群人,他们对中国民主的未来自然会充满关怀。所以,我在上课时经常会碰到学生向我询问中国何时才能民主,或者向我表达中国不民主的观点。每当听到这样的思考和表达,我内心也持有同感,但都感到难以回答。因为这里的问题很复杂,绝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明,而且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但我很尊重他们现在的状态。虽然让大部分人都关心政治是不正常的,但一个社会终究需要一些关心政治并热中于理性政治思考的人,尤其是那些将会成为社会未来精英的大学生。同样地,我从这些学生身上,感受到我读大学时类似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既有时代的影响,更来自于他们所认同的理念和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此现象进行解释,可以发现,在一个强调政治秩序和一元化权威的政治条件下,各种人只要真诚地面对政治而且深入思考,同时,他的思想体系又是开放的——各种政治观念可以在他的思想世界中自由竞争,就一定会有不少人表示出对民主价值的认同甚至是想象,而这种认同和想象在政治现实面前又难免给他带来挫折感,民主焦虑症就此产生了。它折磨着人,一方面它有可能让人更激进更彻底地去坚持并追求民主,以至形成民主信仰;另一方面,它有可能消解一个人可能作的积极努力,认为中国特殊,认为“没有办法”。

所以,我现在思考的就是如何缓解这种焦虑感,既能坚持相关的民主理念,同时也对这一理念进行深度反思——将民主的合理性、内在逻辑和适用的社会条件弄清楚,更重要的是面对政治现实,作一些能做的事,而这些事是有价值的。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民主是一种政治游戏的规则,并不专属于某种政治体系,无所谓来自东方还是西方的身份专属。它是一种安排政治生活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更多地是适应了现代化之后个体觉醒和多元利益分化的社会。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安排,是应社会之需而经由利益博弈和政治智慧创造的。这不是神话,不是宗教,不是迷信,它只是人类常识理性的结果。它为什么得到普遍的传播,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主要是因为它充分考虑了人性的缺陷,人的自由本性和选择意愿,以及政府权力所具有的巨大破坏力和难以“自我监督”的本性。它只证明,人类可以文明合理地组织好自己的政治生活。在这种文明的框架下,民众可以有各种渠道参与政府,表达自己的意愿;而政府又必须保持对社会需求的回应和责任;至于执政权和决策权的取得,必须经过人民的同意比如选举;在政府与人民的根本关系上,是人民的权利转让产生政府,而非政府的恩惠波及人民。具有常识理性的公民应该都会认同,至少在理想意义(或价值意义)上,民主比专制或威权要好,谁都愿意生活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度。虽然,从现实意义上讲,一个国家国内民主而在国际上却坚持霸权;虽然,民主的生成和巩固需要必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虽然,民主也不一定很快带来高的治理绩效;虽然,民主转型的代价可能是每一代人包括政治精英都不愿意承受的,所以他们往往选择能拖则拖。因此,民主虽然来自于西方的实践,但其中内涵的文明因素却是人类所共有的财富。因此,从理念上认同民主政治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除非,你拿出另外一套政治方案说服我,它既能最大限度保证个体的参与又能持续供给政治体系必备的合法性资源。

其次,民主本身经历了不同类型的变迁。在一定意义上,民主的具体实现途径无定规,它随社会发展而演变。从直接民主向间接民主的转型,从强调实质民主(“人民主权”)到重视程序民主,从共和主义意义上的参与民主向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宪政民主,从强调选举式民主到强调参与式民主或监督式民主。当官方或有的学者在反对民主的普适性时,人们应该弄清楚他们理解的是哪种民主。举例来说,人们经常会拿出民主最简单的中国式定义“人民当家作主”,或最初级的“多数决定”。却忘记了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强调多元竞争和保护少数了。也就是说,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已经是处在自由主义和宪政法治的框架下的民主。新近的民主理论更强调协商和直接参与,包括信息技术的发达带来的民主实现的新渠道。所有这些都表明,民主本身是一个不断创造不断更新的过程。这也就意味着,民主除了基本的理念之外,可以有不同的实现方式。西方的民主同样有一个再革新的过程。任何国家都可以在这里作出自己的贡献。面对有着深厚专制集权传统的转型中国,谁也不能说我们只能把现成的西方民主模式搬过来,我们可以做出创造。当然,基本的民主框架最终是要搭起来的,比如竞争,比如权力制约,比如有效而受到保障的公民参与。只要在这些基本的问题上不断进步,我们就可以将其定义为中国民主的积累。我们没有办法否认这些因素最终将构筑成民主大厦的底座。所以说,关注现实的微妙改进,对具体的努力哪怕是一个公民的维权努力也要充满敬意和期待,逐渐积累,终有所成;而在基本的民主框架上,一方面可以激活现有的体制内资源,另一方面可以开发体制外的资源,不断地尝试和碰撞,也将可能促成民主框架的局部生成。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看不到一点进步,因此也不至于彻底失望。更不会意想天开地觉得只有“重新来过”中国才有希望。现有的制度框架和国家设施毕竟是绕不过去的宝贵治理手段,而且存在民主增长的空间,关键是使其如何转型。民主焦虑症在这里可以转化为一点一滴的踏实努力。

最后,认识到民主的实现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而威权在某些历史阶段有其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必要性但最终难以适应社会的转型。一方面,我们要考虑到,一个政治体系往往要考虑到普通人的观念水平,虽说精英有更多的责任,但精英承担责任的效果最终还取决于普通人的观念改进状况。所以,教育非常重要,是致力于长远的事业。我们必须时刻反思,我们所持有的观念和期待并不一定能说服大多数人,也并不一定能满足普通人的意愿或利益。所以,需要一定的等待——但我们等待的不是“戈多”,社会本身的利益分化和实现是最为终极的力量。不能因为我们身处一个转变的时代,不能及时地看到民主转型的完整成果而过于急切或过于悲观甚至持虚无主义的立场。时代永恒的悲剧就是身处时代中的大多数人意识不到时代的未来,而时代永恒的希望就是历史从来都要走向未来。任何权力体系都是历史演进和社会转型的过渡性工具,虽然暂时它可能被作为既得利益和政治维持的工具。在一个利益不断分化,人们的价值不断世俗化,政治只能是越来越成为人们利益竞争和实现的世俗舞台,任何想用其他“伟大”或蒙昧的理由阻止民主规则扩张的政治努力终将走向失败。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就是民主转型和巩固的过程中,无论是政治理性、政治智慧还是政治责任都显得尤为关键,否则,转型的结果将是灾难,而民主的巩固也可能遥遥无期。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着长期中央集权和一体化权威的传统,其民主的增长和最终转型,肯定要走历史赋予她的独特道路。如何既保持国家的统一和基本秩序,又让社会的民主意愿逐步得到实现。身处其中的我们,既要努力,也要善于耐心等待。

在希望中坚持,在点滴中积累;关注并肯定现实的政治进步,相信社会隐藏的巨大演进力量;认识到民主转型往往是发生的,而不是设计的,也是难以人为阻止的;每个人的努力都有限度,但每个人的努力都不会白费。所有这些,都是贡献政治理性的体现,也是在一个转型时代普通思考者克服民主焦虑症的办法。

                                                                                             2009-3-13东湖畔面壁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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