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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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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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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在2009年全国青年政治学者论坛上的发言  

2009-09-21 09:23:1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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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交的这篇文章《村民群体性活动展开的中观机制》是一个比较初步的分析框架,利益部分论述得相对周详,精英和信任两块相对简单一些。篇幅所限,也没有充分地结合具体的案例,在这样一个分析框架下展开对村民群体性活动的具体阐述。因此,需要对本文立论的考虑和后续研究作一些交代,以更好地表达我的研究意图。

我们都是作政治学的。我认为,政治学关注的现实起点是不同层面的共同体,从社会共同体到民族国家这样“想象的共同体”。虽然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存在区别,因而有所谓“社会政治”和“国家政治”的区分。但是,我们毕竟得承认“社会政治”和“国家政治”之间具有内在的贯通性和一致性。正是因为这样,我选择研究:村落空间中利益表达和秩序形成的机制是什么,我想以此来透视其他政治生活空间的内在机制。因为“政治的逻辑”是一样的。

这样我就选择不同类型的村民群体性活动为观察对象,将这些活动视为村落政治的体现,也是村落政治的载体。要透视村落政治的问题,就要探讨各种村民群体性活动展开的机制及决定其成败的要素。

在宏观结构上,还是要承认,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析框架具有难以替代的效用,而国家与村落之间的衔接状况成为村民群体性活动成败的结构性因素。

但这种结构性因素并不能解释村民群体性活动的所有面向。对村民群体性活动本身,还需要一个更为具体的可操作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必须满足如下两个条件:其一,它包含了影响村民群体性活动展开的核心变量;其二,它大致呈现了这些核心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

这样,我提出的分析框架就是利益-精英-信任。这一分析框架应该具有对村落空间不同类型群体性活动的普遍适用性。这一方面是基于对相关研究的综合性提炼,另一方面也是基于我对诸多案例的综合性提炼。我并不是说,其他的因素不会影响村民群体性活动的产生、演进和结果。我只是强调,利益-精英-信任这一框架或许抓住了最主要也最普遍的要素。当然,你也可以推翻我这个框架,但你必须拿出理由。

接下来需要简单的解释。在这一分析框架中,利益是基础,精英是主导,而信任是活动成败的一大关键。这是从总体上说的。

具体地说,就利益而言,需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村民群体性活动自身得以产生的利益性质,利益性质决定村民的关注度、参与度和活动过程的紧张感;其二,要考察村落中村民个体利益与村落共同利益之间的关联方式,有强烈关联的利益基础,群体性活动更容易产生并成功;其三,村民作为整体所关注的利益所处的外部利益框架,即国家(尤其是基层政权)和自生精英的利益是否具备总体上的一致性,如果具有一致性,则更具备成功的可能,如果依然不能成功,则存在其他的原因。这第三个方面,实际上可以归入前面所提到的国家与村落的衔接状况中去。

就精英而言,首先是,对群体性活动的组织和推进来说,精英尤为关键,这要放到村落空间去看。其次是看,自然精英与正式精英之间能否实现一体化和非零和博弈式的积极互动,这一点决定了精英功能的最终发挥,从而直接影响到村民群体性活动的结果。

就信任而言,自然包括村民之间的信任,以及村民对精英的信任。村民之间的不信任在村落中是很普遍的,因而更需要以对精英的信任来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影响村民群体性活动的进展尤其是其结果的,一是村民的信任结构,二是村民能否信任自然产生的各类精英,三是村民之间的信任度。

因此,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分析框架具体化,也就是总结出几种群体性活动的类型。这里主要看利益-精英-信任的传递和搭配状况。

从大的类别上,各类村民群体性活动主要可以区分为如下几种:

第一类,无利益相关,有精英有信任的群体性活动,这类活动有,但不多。

第二类,有利益相关,但无精英也无信任,这往往是集体无行动,或者是乌合之众意义上的短期聚合,一般没有产出。

第三类,有利益相关,有精英也有信任,这种状况下,村民群体性活动往往可以有效展开并取得一定的效果。

第四类,有利益相关,有精英但无信任,包括村民之间极度不信任和村民极度不信任精英,这一类的群体性活动可以展开并推进,但推进到一定的时候就会止足不前,同样也多没有产出。

从我个人所作的村落调查,所组织的村落调查,还有我看到的经验材料,村民群体性活动基本上没有超出以上的四大类。

进一步的分析就涉及到利益性质,精英结构和身份来源,信任结构等。结合具体的案例,我们可以在精英-利益-信任的分析框架下把分析作得更细致。比如,分配型利益比发展型利益更容易引发群体性活动,但其内在的冲突性和紧张感客观上更需要精英的权威,如果没有相应的精英,反而比发展型利益引发的群体性活动更难成功。这样的分析思路可以深化我们对村落政治的认识,也可以拓展集体行动的相关理论。

最后,我想说的一句是,作政治学研究,一不小心就容易陷入某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或抽象语言的陷阱中,政治学者应该时时反省自己的思考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力。从我们生活中的具体事实出发展开细致的分析或许是使政治学获得生命力的途径之一。

                                                                                    2009-09-19武汉大学明珠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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