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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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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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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寻求事实呈现与理论提炼之间的统一  

2009-10-10 13:31: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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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以一本乡镇研究的新著为解读对象,着意探讨在对当代中国政治事实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所可能遭遇到的学术风险。这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对焦点性政治现象进行研究的风险;西方政治学理论与中国政治事实之间疏离的风险;建构的理想图式在实践中难以兑现的风险。反思这些风险是进一步改进我们对当代中国政治的探讨方式的必须。

    原载:徐勇主编《中国农村研究》(2008年卷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从组织和体制上变革我国乡村既有的治理模式,构建新型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以适应我国乡村社会的全面转型,这不仅是一个值得官方和学界共同期待的目标,而且已经成为我国农村下一步改革的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如何成为现实亦即“公共服务何以可能”的问题展开深入调查和学理探究就显得尤为必要。袁方成博士的新著(《使服务运转起来——基层治理转型中的乡镇事业站所改革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以下简称《服务》)正表明作者试图对此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整本著作所作的努力也正是寻求事实呈现与理论提炼之间的有机统一。正因为这种努力在当前中国政治学界尤其是乡村研究中具有类型学的意义,我便带着求解和反思的心态阅读了该书,由此获得了不少启示,也心存了若干困惑。而这些困惑或许是在当前我国转型期研究政治现实问题的学者们的共同处境,所以不揣浅陋,将一些零星的想法抛出,以与作者探讨。我想,作为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写作范式时时反省,以求作到学术自觉,不仅于自己的学术成长有所裨益,更是为了整个学术共同体下一步的前行。

 

一  对新闻性政治事件进行研究的价值与风险

 

    在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中,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质性改革,但我国政治领域的改革却相对滞后,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变革和发展。依据这种先入为主的思维惯性进行的判断,虽然比较容易对中国的改革进程形成一些比较“清晰”和“实质性”的结论,却使我们的研究大大简单化了。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中国各地方政府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实际上拥有一定的自主性,以及地方政府领导人为追求政绩或迫于压力所进行不同形式的创新的动力。正是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创新的动力,带来了地方治理模式方面的变革和多样化,这种变革和多样化所具有的政治发展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对中国未来政治的走向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而地方政府的创新实践更多地是呈现于官方的样板报道中,或是部分呈现于某些深度的新闻调查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的学术界却显得相对矜持,很大一部分学者对发生于政治现实中的变革视而不见,既缺乏观察,也缺乏感受,却得出了一些草率和武断的学术结论。因此,关注当前我国各个层次的地方政府在治理实践中所作的不同努力,并挖掘这些努力所具有的行政和政治上的革新价值,进而作出理论上的解释,是一种可取的研究路径,更是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研究走向真实的必须。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近年来,学术界尤其是政治学界和行政管理学界日渐认识到社会事实本身的学术基础价值,进而深入调查,并由村落和社区调查不断上升到乡镇和县市的调查,[1]逐渐触摸到中国政治体系的真实肌理。从学术背景上看,《服务》一书无疑可以归入到这一谱系中。

    《服务》一书选取的研究对象——乡镇事业站所改革,就是发生于我国部分地方政府实践中活生生的“社会事实”,而且是具有焦点性聚集效应的“新闻事实”——因为它就是著名的“咸安改革”的核心问题。该书以乡镇事业站所的变迁为线索,抱着治理转型的宏大关怀,在阶段性回顾和反思的基础上,最终落脚到“咸安改革”。通过分析,最终作出对咸安改革近于全面肯定的评价和比较乐观的展望,同时进行了比较克制的理论提炼。

    如果考虑到在当代中国政府体系的改革中,乡镇层次的改革一直让官方持谨慎态度;[2]或者再考虑到在当代中国政治尤其是地方治理的相关研究中,自上而下(中央的视角)和自下而上(村落的视角)的研究都相对充分,对乡镇站所本身的研究则相对缺乏,[3]尤其是长时段的描述和分析更为缺乏,作者的学术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问题是,正是因为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社会事实和新闻事实的双重属性,作者的研究也就不可避免地处在一种不好把握的紧张当中。一方面,关注我国地方政府改革领域中呈现出来的重大现象,是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走向深入和真切的必需,也是产生本土理论的契机。另一方面,具有新闻色彩的改革事件同样会给研究者设置观察和思考的陷阱。

    众所周知,中国目前是一个快速转型的社会,面对这种快速的转型,地方政府也在不断地调整和适应。反映到乡镇事业站所上,就是在建国以后这一机构体系处在不断的变革当中。这种变革在各地以不同的形式展开着,而且也尚未定型。对于一个正在实验着的改革事件,新闻媒体自然承担着不可推卸的报道和宣传的职责,但学者的研究和观察却要与此保持审慎的距离:不仅要与改革进程保持距离,而且要与新闻报道和官方表述保持距离。否则,就有可能影响到研究者的叙述立场和材料取舍,也最终影响到学术研究的深度和独特性。

    从所运用的材料看,不难看出,袁著在呈现和分析“咸安改革”时,主要依赖的就是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文件,以及对当地部分领导人尤其是核心领导人宋亚平的访谈材料,并花了专门的笔墨对宋亚平本人进行了叙述(该书第120-123页)。如果从呈现外在的改革内容和改革进程的需要出发,运用这些材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比较充分的。但就呈现改革的内在机制,以及探讨当代中国政治的深层次问题来说,这些材料就略显不够,更容易给人一种为当地的改革者和改革事迹作论证和总结的感觉——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独立的学术研究应努力予以避免的。举例来说,本书就以某镇党委书记的话作为证明材料:“通过这次改革,全镇干部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大大提高,镇财政开支负担大大减轻,真正做到了减人、减支,使我们有更多精力从过去忙干部工资中解脱出来,从而一心一意抓经济发展。”(该书第155页)在我看来,作为学术研究,运用这样的材料是要非常谨慎的,因为这种“新闻官话”不太具备确定性的信息。

    很显然,透视一个政治改革的进程,不仅需要政府的视角,也需要社会的视角。虽然,政府对各项改革有大致的文本规定,但这些规定是如何落实的,以及落实过程中相关当事人与政府之间如何博弈(互动),这种博弈最终使最开始的改革诉求走向何方,甚至回到改革的起点来反思,在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下,为何会出现宋亚平这样的改革人物和咸安改革这样的标志性事件,等等问题,或许更为重要更为有趣也更能透视地方政治运作的秘密。就学术研究来说,其首要的功能是解释,也就是寻求解释的深度拓展和无限可能,而不是仅仅停留于对呈现出来的新闻性现象的分析上。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正是因为咸安改革所具有的“政治轰动性”,权力体系和相关媒体对此进行了集中关注,这种集中关注又给本来可能平常的一个地方政府创新行为带来了什么影响?这样的问题同样值得我们去思考。集中性的关注既可能使某些问题得到比较充分的呈现,却也可能使某些问题得到放大,同时也遮蔽了一些我们本来可以进一步观察到的社会事实。这便是对新闻性政治事件进行学理探讨的风险所在。换言之,我们看到的可能是我们期待看到的,而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我们可能觉得并未发生。

    同样,对于改革的实际绩效所进行的评价,作为研究者更需要非常谨慎的处理。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作为一项地方政策的乡镇事业站所改革,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决策者是如何作出决定的?在考虑是否应该采纳相关的政策或者改革措施时,决策者会考量哪些因素?哪些是成本,哪些是收益?只有将这些问题首先廓清之后,才能建立一个绩效评估的适当标准。其次,一项改革的后果不会在短时间内呈现,而短时间内呈现出来的绩效往往并非根本性机制所带来的。就此而言,“当代不治史”仍不失为一个方法论意义上提醒。就“以钱养事”这项改革来说,虽然作为咸安改革的标志性特征和核心机制,在短时间内以政治强势人物的积极推动,可能会比较“迅速”地出现一些让人欣喜的成果,但这一机制的长期后果和适用性更值得我们反思。因此,暂时的绩效并不能作为对改革评价的全部,一处的绩效产生机制也可能不适用于其他地方。在这种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提炼类型和建构理论就存在一定的风险了。

    当然,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存在难以克服的内在局限性,正是这种局限性使另外的解释成为可能。对于咸安地区所进行乡镇事业站所的改革,袁著的呈现是一个方面,更多的方面可能还需要作者耐心的等待和进一步的调查。

 

二  本土经验与西方理论之间的契合与疏离

 

    就实证研究的价值而言,阐明事实本身是一个方面,从经验呈现中通过逻辑分析和思想提炼建构起相对普遍的理论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如果一项研究能够作到经验呈现与理论提炼的有机结合,这样的研究便已获得了基本的成功。问题的复杂性可能在于,事实的呈现也是在作者前设的理论框架下完成的,而任何理论的构建都不能脱离理论本身的思想谱系和经验事实所能具有的说明意义。就事实而言,乡镇事业站所改革是一个比较基层和“低端”的社会事实,通过适度的挖掘便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呈现,这与那些比较“高端”的政治现象(和政治原理)构成区别,也构成此项研究的便利和优势,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进入的现象空间。

    就事实呈现来说,尤其是历史的阶段划分和总结方面,作者运用了非常详实的材料,作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在这方面,作者对相关史料的细致梳理和精心取舍,使相关章节的分析有血有肉,具备较强的说服力,也为后面章节的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对农村市场化改革后乡镇事业站所所面临的困境展开的事实呈现中,抓住了财政这样的核心变量,同样具有说服力。就整个历史的变迁过程而言,作者紧扣变革的原因和动力来分析,作到了逻辑上的连贯。但影响乡镇事业站所变迁的力量是多元的,其中,财政固然是一个核心变量,但财政同样也是一个因变量,因为财政受制于整个国家的资源总量和权力分配结构。过于关注财政的因素或许也是一个行政的透视,行政背后的政治要素却是难以回避的。这就涉及到更为深层次的问题了。

    而作者对于乡镇事业站所改革这一现象,运用了诸多政治学理论进行透视和分析。这些理论主要有治理、善治理论,国家-社会理论,公民社会理论,公共服务理论,合作主义理论。作者最终也提炼出“新合作主义”的理论解释。可以看出,所有这些概念和理论都是翻译语言,其背后携带着西方的政治经验和思想传统。虽然我们可以作到尽量去除其中包含的意识形态论证,[4]直接将其运用到中国的政治分析中,但是对阅读者来说,却存在着理论误读和望文生义的危险。进一步反思却可以发现,作为政治事实的治理、善治、国家、社会、服务、合作等等,都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政治实践中,只是就知识生产尤其是现代学术话语的生产中,我们没有占据优势地位,并因此逐步丧失自主性,而不得不依靠西方论述比较充分的理论谱系,在翻译之后再重新关照我们的政治实践。就学术生产和学术对话而言,这样做本来无可厚非,也是迫不得已之举;但对于理解和解释中国的政治实践来说,如此繁多的理论混合在一起,杂陈出现,就可能起到“乱花渐入迷人眼”的消极功效。

    举例来说,“合作主义”本来作为对西方部分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模式的概念界定,如果袁著是将此作为参照系而提出“新合作主义”,就应该对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作出解释;实际上,袁著选择的参照系可能是中国之前的政府与社会关系,并将之前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作作为“合作主义”的体现。如在该书结尾处就有这样的行文,“与改革之前政府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是,‘新合作主义’模式中的‘合作’机制,并不是强制的、偶然的和不稳定的。”(该书197页)这样的界定方式显然是一个基于中国经验和语汇所作的选择,但本书前面对西方关于合作主义相关理论的详细铺陈又容易将读者引向西方的知识谱系中,这样一来,就容易造成理论上的误读。进一步阅读,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并不是延续西方主流的分析范式望前走,我们只是依据中国的另一部分经验建立了一套新的概念界说,不同的理论提炼对应着不同的分析对象,彼此之间只具有表面上(翻译语言)的相关性。

    正因为袁著并不满足于经验呈现,它试图通过历史和现实的考察回应一个更为宏大的命题,即“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变革与基层治理转型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政府与乡村社会之间新的关系模式及发展走向”。[5]前述那些理论从概念和思想内容上部分契合了这种研究的抱负,但援引的理论太多也会产生一些阅读和理解上的不顺畅。(当然,对于这些问题,作者也保持着警惕,这就体现在袁著对相关基本概念不厌其烦的解释和界定上。)

    在充分呈现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是否可以尝试直接建立起自己比较地道的理论框架,而不是非得戴着一个可能与我们关联不深的知识锁链?在我的阅读中,《服务》对相关概念和理论的详尽解释,一方面体现了作者学术的严谨,另一方面却经常让我有回顾政治学基本理论的感觉,至于这些理论解说与乡镇事业站所改革这一经验之间,总好像横亘着比较明显的鸿沟:一边是作为高端理论的翻译概念和理论假说(尽管经过了作者的改装和重新界定),一边是地道的中国改革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有着中国独特的历史和现实逻辑)。而袁著在进行相关理论分析,尤其是进行理论提升(主要是第六章)时,其中运用的证明材料就明显少于前面的章节,这也给我一种不够解渴的感觉。如何将这种理论与经验之间的疏离转变为契合,是我们这些关注中国现实问题的学者所要共同面对的。

    作事实呈现难,作理论提炼更难,而要作到这两者的有机统一则是难上加难。在某种意义上,《服务》一书的作者所作的就是一个“难上加难”的尝试。

 

三  公共服务与新合作主义:现实还是乌托邦?

 

    总体来看,《服务》的理论逻辑是:正是因为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需要,才促使政府的职能得到转换;反过来,正是因为政府职能最终得到了合理的调整,公共服务才真正运转起来;而在这种调整和变革中,政府与乡村的关系也得到了转型,一种新型的治理机制得以生长。对于这种逻辑上的自洽,需要进一步追问,尤其需要将其放到当前我国地方治理的现实和未来中追问。

    在《服务》一书中,作者最后的总结比较乐观:“在时代转换和社会发展不断转换的背景下,建国以来的计划经济时代所建立的,已经从过去的‘全能’政治朝向现代政府的治理形态转变,农村基层治理的组织基础、运行机制等方面已经根本性改变,正经历着整体性的转型。作为当前中国农村治理变革的重要方面,咸安改革和湖北政改初步建立起与农村市场发展和社会需求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体系:即以农村社会公共利益及其发展以及广大农民的需求和基本权益为导向、以市场为纽带和机制、以基层政府为主导力量、各种社会组织为载体及农民多方参与和协作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制。通过不断的机制转换和创新体制,我国的农村基层治理必将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进入到更高的发展阶段。”这段话的开头是总体性的判断,中间是对研究个案的总结,结尾又是一个总体性判断。行文中的这种跳跃性说明,作者是试图通过对比较成功的咸安改革推论到湖北此方面政改的成功,再进而推论全国农村基层治理的不断改进。但这种推论就学术研究而言可能还需要实践的进一步的印证。

    《服务》一书具有明显建构主义色彩的书名可能受到了帕特南的名著《使民主运转起来》的启发。帕特南的著作提醒我们注意,民主的真正运作还需要公民社会的支持,民主要真正运转还需要其他的社会条件,不同的社会组织状况将直接决定民主的形态和品质。对于“公共服务”同样如此,服务真正运转起来还需要其他的配套条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以人为本”的抽象理念并不够,服务还需要制度保证和社会本身的成熟。而后面这两个要件就我国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来说仍然是比较缺乏的。

    同时,公共服务要获得持续,其前提条件是一个有效运转的民主框架。这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民众是得到充分的权利保障的,并拥有选择的能力和监督政府行为的通畅管道;另一方面,政府内部的结构-功能是合理分化和有效制约的,这是保证公共服务得以持续的政治基础。在政府直接或间接掌握着乡村社会主体性资源的情况下,要让事业站所成为服务性的,其前提是政府机构的民主和法治。只有在这样的政治框架下,政府与乡村社会之间才能生长出合作主义的关系模式。毕竟,难以想象全国各地的农村都依靠像宋亚平这样的政治明星来推动。

    作为政府与乡村社会理想的关系类型,“新合作主义”新在何处?作者的分析是,提出“新合作主义”“是为了强调在基层治理的变革中,政府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和结果的‘合作’涵义”。(《服务》一书第194页)“‘新合作主义’需要回答的,正是在这一分化(即政府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边界分化)过程中,政府能否且如何通过基层治理制度的变革和创新,来满足乡村社会发展的整体需求,以缓和和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保持政府和乡村社会之间关系的相对均衡、平稳发展,保持农村社会的有序治理和稳定发展?是否以及怎样促成了两者关系的重大变化?”(该书第195页)在新合作主义的理想框架下,“政府与各种社会组织和广大民众之间形成一种协同合作、相互监督的两性互动关系,有效的基层治理则是这种合作的现实成果”。(该书197页)

    同时,“新合作主义”也意味着一种新型的治理框架。“一方面,在政府与乡村社会走向分权的过程中,对于转型时期政府职能的界定,既有现代政府职责和建设目标的一般要求,也有后发外生性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现代化整体规划指向,还要考虑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和实际需求。”作者之所以强调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关系模式,是考虑到“我国农村社会及其组织的自主性、独立性并不成熟,市场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发展还有待完善,因此,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模式建构基于既维护和发展社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又充分发挥政府作为社会总体利益的代表,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与控制作用。”(该书196页)这样的宏观指向在理论上自然是成立的,但如何判断现实中已经发生的改革是符合这一指向的,或是未来如何走向这一步,以及这一指向变为现实所需要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咸安的经验是否已经提供了足够充分的范式作为后续实践的指针?这都将是更为复杂和重要的问题。

    我们都期待着“‘新合作主义’的生长,带来的是政府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和适度均衡,它能够有效地克服现代国家建设和现代社会发展中各自的内在弊端,也是分化中的权力和利益得到符合总体发展趋势的平衡。”(该书199页)作为理论上最终的大胆设想,作者提出“新合作主义”的勇气让人赞赏,但作为一种与乡村治理现实相距遥远的理论建构,是否会在不远的未来转变为我国乡镇治理中普遍的社会事实呢?比如说,自家庭联产承包之后(近年来全国各地又逐步实行林权改革),农户变成分散的,政府如何与这样的对象之间展开有效的合作呢?

    咸安改革毕竟还只是一个个案,这个个案的成败得失现在还难以定论,由此推论出一个“新合作主义”的理想图景,究竟是理论自身的演绎逻辑,或是作者研究过程中的美好预设,还会是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未来演进逻辑?对此,我也不好回答,就让我国乡镇改革的实践来进一步证明。

 

注释:

    [1] 这主要以华中师范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的一批学者为代表。

    [2] 香港城市大学的李芝兰博士通过研究就发现,在乡镇改革的问题上,决策者倾向于过高估计改革成本而低估改革的潜在收益。这主要在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先前乡镇改革多以失败而告终,体制内形成了不良的历史惯性;另一方面,决策者倾向于认为“改革对象”只会被动、消极地应对改革,而忽略了这些被改革者的能动性。作者最后建议决策者应该反思这一惯性的局限,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改革对象”的能动性作用,从而改进政策制定。参见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网站,访问时间2008-9-6

    [3] 在我有限的阅读中,直接围绕乡镇站所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谭同学的著作《楚镇的站所——乡镇机构的政治生态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是关于站所比较学术化的调查与研究。

    [4] 正如《服务》一书所强调的,“如何将研究观念上的差异暂时搁置起来,依据中国经验对来自西方经验研究的理论范式进行修正、锤炼和发展,这是一项富有挑战性而且有价值的工作。”(该书第16页)

    [5] 这里可能需要补充的是,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与基层治理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交叉和重合的地带,我们甚至可以说,基层治理本身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公共服务实践;或者说,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距离太近,彼此透视存在表达上的难度,这样一来,要阐明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就难以作到理论和事实上的清晰化。

 

                                                                                                                 2008-9-27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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