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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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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菲宇:“公民教育:从西方到中国”(转载)  

2010-11-17 11:54:4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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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绵延千年的传统文化,转型中的儒学,加上源自古希腊、罗马的公民意识,中国人的文化精神世界在内外因的共同冲击下艰难重塑。如果说经济秩序的重建是一本难念的经,那么文化精神的重建更加路漫漫其修远。
  2010年的互联网见证了《公平与正义》在中国的火爆。这门课由哈佛大学的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勒开设。在成为网络公开课之后,12集教学片被搬上Youtube网,点击量居高不下。很多中国学生自发为这门课配上中文字幕,在各大网站上广泛流传。
  这是此类课程第一次进入到中国学生的视野中,而在美国,桑德勒已经讲授了近三十年。自踏上哈佛讲台的那一刻起,他就坚定了“公民教育”的通识课理念。课堂上,他用苏格拉底的诘问式方法开拓学生们对道德、政治和自身信念的认识。
  在公民教育领域,美国一直都先走一步。1913年,上海群益书店翻译出版了《美国公民学》,这是中国最早引进的公民读本,也是“公民教育”概念在中国的第一次萌芽。
  公民教育在中国的发展一波三折。在“五四”以后的新教育实践中,公民教育课程曾有过短暂的兴盛。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公民教育”退出了课程体系。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们视野的开阔,公民教育又被提上议程。一批关注公民教育的教师、学者、出版界人士都怀着理想,倾注心血,致力于培育适宜公民教育的土壤。
  北京大学出版社教育出版中心主任周雁翎就是这群理想者中的一个。在他看来,公民的概念虽然产生于西方,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产物。“中国正在大力推进市场经济改革,推进社会现代化,中国既无法拒绝也无法回避这种客观要求,”周雁翎解释说,“因为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普世要求。所以我认为,目前在中国推进公民意识教育的时机已经成熟。”
  第一财经日报:西方的公民意识是如何形成的?是否与西方的宗教和社会传统有关?
  周雁翎:公民意识伴随着公民的产生而产生。西方的公民起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城邦政治生活。在古代希腊的城邦社会中,公民是有特权的少数自由民,他们具有平等、公开地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如制订法律和规则、参与选举和公共决策等。古希腊城邦的公民的特权是与生俱来的。
  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由于平民的斗争,公民权逐渐扩大,所有罗马人都成为了公民。全体罗马公民不但有参战、纳税等义务,而且也有选举、参政等权利。到了罗马帝国时期,斯多亚学派所提出的“世界城邦”和“世界公民”的思想——世上的一切人均为兄弟,都是世界公民的一员,产生了划时代的意义。这是一种全新的公民意识,为新型公民的出现创造了理论基础,也为基督教的传播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公民问题上,基督教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培养了西方人对世俗政权的批判意识和独立精神。起源于中世纪末期的西欧城市自治运动,是市民群体向世俗政权提出对等的权利要求,这是近代公民意识的觉醒。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经历了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之后,近代公民意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并走向成熟。
  日报:一般而言,西方的公民意识包括哪几个方面?
  周雁翎:公民意识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以及监督——表现为权利;二是当民众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和积极参与——表现为责任。
  因此,公民意识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协调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即自我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最近有学者研究指出,在东亚国家,公民意识被认为还应该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点与西方的公民意识不同。西方的公民意识更加强调公民是“政治人”。
  日报:西方的公民意识教育是如何培养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培养?
  周雁翎:从公民产生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近代公民意识的培养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一是社会途径,一是学校途径。社会途径包括社会团体、教会和媒体等,而学校途径主要是各类学校提供的课程和活动。
  无论是哪一个途径,西方的公民意识教育,都强调通过公民参与和公民实践来进行,强调通过公民生活或者模拟公民生活来进行。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良好的公民意识能够使民众有效参与公民生活,良好的公民生活可以反过来强化公民意识。
  在西方国家,公民意识教育也渗透在家庭教育中,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父母就鼓励他们参与家庭事务决策,尊重孩子的隐私权利,让孩子明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等等。因此,西方的公民意识教育是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的,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广泛的参与性。
  日报:公民意识如何与中国的传统对接?
  周雁翎:公民意识除了主要包含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两个方面之外,还包括公民道德的内容,如仁爱、宽容、感恩、友谊、尚礼、诚信、责任、尊严、合作等主题,这些都与中国传统的优秀的道德观是共通不悖的。但由于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中,过分强调个人责任而忽视个人权利,因此,在现阶段更要强调公民的权利意识教育,通过这种教育,唤起民众的权利意识,最终使权利和责任能达到和谐统一。
  日报:在中国,公民意识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培养?
  周雁翎:培养公民意识,应该先从孩子着手。孩子的可塑性较强,让孩子从小就了解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可以影响其一生。当然,公民意识具有不同的层面,应该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对孩子进行公民意识的培养,由小到大,由浅入深,逐步推进。将公民意识教育融入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孩子的亲身参与和体验。
  这方面,西方国家有很成功的经验。如美国有一个称之为“美国孩子选举”的非营利性的组织,每到选季,它都与社区和学校相配合,组织未到选举年龄的孩子,到正式投票点观摩,并提供模拟投票经验,以提高学生的公民意识和参与能力。
  日报:在没有系统的公民教育课程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否也正有利于公民意识的形成?
  周雁翎:目前,在各级学校中,虽然没有开设系统的公民教育课程,但整个社会的发展,为公民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强烈的现实可能性和必要性。
  这是因为,其一,中国正在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目前进行公民意识教育,就是为未来有序的政治参与作准备。
  其二,市场经济孕育了公民意识,这种意识就是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价值追求和权利意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需要造就大批能够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合格公民。
  其三,中国正面临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中国需要融入国际社会,需要在国际事务中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全球化不但要求我们为21世纪的中国培养合格公民,而且也要求为21世纪的世界培养合格公民。
  其四,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加速转型。然而,中国几千年臣民教育积淀下来的“臣民意识”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中国社会的成功转型有赖于造就一大批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新人”。所以,我认为,目前在中国推进公民意识教育时机已经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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