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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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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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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受访 称大学应享有自治权  

2010-11-24 18:11: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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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羊城晚报》)

        他曾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却在22年前提早被免职,他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兴衰的见证者,他今年78岁,右耳聋了,右手也不能写字了,但他依然不避刀俎,不停地为中国教育改革呐喊。继出版《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后,前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先生的新作《中国高校之殇》付梓。

        该书不仅收入了刘道玉先生著名的檄文《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还将近年来撰写的有关大学改革的文章进行了精选收录其中。在该书的序言中,刘道玉说,他热爱教育甚至胜过了自己的生命,看到大学之乱象,倍感痛心疾首,之所以写文章痛斥歪风,实乃良心驱使。在新书出版之际,刘道玉先生抱着“有问必答的态度”接受了记者采访,他强调说,在这篇访谈中,他丝毫没有掩盖自己的观点。

1   大学教育乱象何来?

钟刚:您的新书《中国高校之殇》,从字面来看,您认为中国大学精神已死?

刘道玉:“殇”本来是指死亡之意,当然不能说我国高校死亡了。我是借用“殇”字来形容我国高等教育在“大跃进”中所受到的伤害,甚至可以说是伤痕累累。不过,用“殇”字来形容大学精神丧失是恰当的,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传统的大学精神已基本死亡,包括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学风也都荡然无存了。

钟刚:您认为目前中国的大学变革,最首要的是解决什么问题?

刘道玉:根据矛盾论的观点,在诸多的矛盾中,一定有主要的矛盾,抓住和解决了主要的矛盾,其他次要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那么,什么是我国高等教育问题的主要矛盾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要看看:为什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寸步难行?高教上乱象又怎样造成的?问题的根源就在教育部大一统的集权领导体制,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把持着一切教育决策与管理权,剥夺了大学本应享有的独立自主权。在这样的体制下,谁敢越雷池一步,谁敢自行改革呢?其结果就是,导致“千校一面”和“万人一格”僵化的办学模式。

再看看高教上的乱象,几乎没有一件不是由教育部批准的或倡导的,它怎么能够推卸责任呢?例如,大学扩招计划是教育部制定的,大学合并是教育部强制推行的,建设一流大学是教育部号召的,疯狂的大学改名都是教育部批准的,各种量化的评比是教育部主导的,教学假评估是教育部主持的,官员化的名师评定是教育部审批的,教育产业化的口号是教育部提出的,不伦不类的独立学院是教育部前部长的杰作,20年假义务教育和评估达标,是教育部领导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钟刚:在推动教育改革中,您认为目前还有哪些可以切实推行、而又没有做的?

刘道玉:从局部来看,亟须而又可以推行的改革措施有不少,教育部和大学的校长们应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例如,民主选举大学校长,这是大学去行政化的关键措施;认真研究和回答“钱学森之问”,推行创造教育;建立大学教授委员会,赋予他们督察学术腐败的事件,制定学术诚信制度;开展通识教育试点,然后以点带面普遍推广;从严治校,清理不合格的博士学位授予点和导师;改革说教式的和不受学生欢迎的思想政治课;改革陈旧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的整体上设置一些新课程,等等。每个大学,应有各自的改革侧重点,允许百花齐放,办出各校的特色。


      2  大学应该姓“私”

      钟刚:近来大学改革最受关注和期待的,当属朱清时先生主持创立的南方科技大学,您对南方科技大学有些怎样的看法和期待?

      刘道玉:我过去不认识朱清时校长,但他的大名是知道的,也非常赞赏他领导中国科技大学的政绩。后来,从媒体上知道,他受聘为这所筹建中的大学当校长。他提出了不少好的想法,如“大学要去行政化,行政部门要为教授服务”,“不拘一格选人才,将从高二选招优秀的学生”,“从国外招聘高素质的教师”等。

      我最想对朱清时校长说的是,如果深圳市计划投资100亿,那就请把钱捐赠给大学的董事会,大学就是名副其实的私立大学,享有完全独立自治权。

      3  教授要治学,校长要治校

      钟刚:在现有大学变革的路径中,不少学者提出“教授治校”的方案,您怎么看?

      刘道玉:教授治校是蔡元培先生管理大学的核心理念。但是,教授治校太笼统,后来蒋梦麟修订为“教授治学、校长治校、职员治事、学生求学”。我是赞成“教授治学,校长治校”的观点,这既符合教授的职责,又符合教育规律。但是,教授在学校的权益必须得到尊重,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是由教授民主选举校长,由治学人选拔治校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二是教授治校主要通过教授会体现,他们主要是负责大学的学术方针、学术政策、学术诚信,并监督校长行使权力。

      在我国现实的情况下,既不可能实行教授治校,也不能兑现校长治校,核心的问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在大学中党领导一切的做法,无论是对发挥校长的作用或是繁荣学术,都是有害的。因此,必须改革,实行党政分开,党管党,只有这样才能落实校长负责制,也才能够充分发挥教授的作用。

      钟刚:不少学者言必称西南联大,关于西南联大的书也非常畅销。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对于今日的大学校长会有哪些启示?

      刘道玉:西南联大办得如此成功,为什么没有继承和发扬她的大学精神呢?主要是两个原因:首先是在革命的名誉下,把包括西南联大在内解放前的东西,一律斥之为封资修的思想,一概予以否定,这种思想即使现在也不能说完全消除了;其次是自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高教领域的“三大主义”恶性膨胀,即实用主义、形式主义和官本位主义,它们完全替代了联大的办学理念,致使冒进、浮夸、瞎指挥、造假、贪大求全和相互攀比之风盛极一时,从而使我国高等教育问题频仍!

      我国大学的办学者普遍存在叶公好龙的思想,一些人喋喋不休的高喊改革、创新,天天喊要建世界一流大学,但那些一流大学的经验又拒绝学习;口头上都赞扬西南联大的成功,但又不愿按照她的大学精神和理念去做,这是非常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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