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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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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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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云南“小人国”彰显治理难题  

2010-12-16 22:21: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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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云南“小人国”彰显治理难题 - 学术之余 - 刘伟的博客

 在文艺作品中,人们会看到“小(矮)人国”的存在。这主要归功于作者的想象和虚构。文艺作品中的“小人国”,往往提供了让人着迷的异域风情般的社会面貌,但毕竟是文艺作品,诗意和浪漫的成分居多,也就不宜用作社会分析的材料。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看到小矮人(从病理的角度叫侏儒),但他们一般都生活在我们的周围,虽然我们对他们不够留意也不够熟悉。所谓主流社会(身高“正常”者社会)的异样眼神在所难免,其中潜存的同情心或歧视心也不可否认。社会,特别是政府相关部门的应对思路,大都是将他们视作全社会应予帮扶的“弱势群体”,或是宣扬这类人群与命运相抗争的宝贵精神和人性光辉。

在某些社会空间,如电影演出,文艺表演或街头乞讨中,我们也会看到个别或少量的小矮人。(见得多了,也就不那么怪了。但很难说心里一点歧视都没有。)但是,大量小矮人长期聚居于某一社会空间和生活空间,这样的事情实在罕有听闻。

最近,全国不同的媒体从不同角度深度报道了云南昆明的“小人国”,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的社会想象和某些成见。云南“小人国”虽是以旅游项目和文艺演出的形式出现,但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大,特别是其中透露的生活样式和理念,绝非一个简单的旅游业问题所能涵盖。

云南“小人国”的成员来自全国各地,人数众多。他们多才多艺,分工合作,还选出了“国王”。小矮人密集地定居在一起,构成一个独特而相对封闭的小型社会,以常规的文艺演出维持运转。

“小人国”的经营模式,存有一个人道主义意味的假定,也即,小矮人在所谓的正常人社会中遭遇歧视是难免的,他们承受的社会压力和生活艰辛也非远常人可以想象,与其让他们生活于普通人之间继续这种苦难,不如让他们离析出来,与同样是小矮人的人们聚合为一个新的社会。这样,他们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就不会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异样眼光,彼此类似的人生活在一起,压力也就小,心情也随之舒畅一些。而由这样的人群组成演出队伍,演出带动的旅游收入足够他们的日常花销。这样,他们就成为自食其力、自尊自强的人。

萌生这个念头的小矮人旅游项目策划者,在社会公益(关注弱势群体并让他们自食其力)和商业利益之间作出了巧妙的结合。之前,我在阎连科的《受活》中看到类似的思路——身体存在不同缺陷的农民组成了一个演出队伍,成为县长的赚钱机器。没想到现实中竟真的有如此“大手笔”。不得不惊叹于转型中国大地的无限可能性。但深入追问,则会发现,这一探索在不经意间触及了社会治理的根本难题。

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存在各种原由或纽带而带来的差异或不平等,不管是先天的或后天的,都会引发不同程度的人群间隔阂或歧视。而任何一个社会的主流规则、主流心态和价值观,往往就是该社会主流人群和主流生活样式的霸权体现。社会发展水平越低,这种霸权性也就越强。而更重要的是,有些因自然差异而引发的歧视,往往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不是教育和所谓社会“文明化”能够解决的。

有一些歧视,通过宣传,教育和适当的社会安排是可以减少甚至消灭的。比如爱滋病歧视。在我们这个国家,人们对爱滋病人的社会歧视,部分来自对某些为主流社会所不齿的生活方式(如吸毒和滥性)的消极回应,部分来自人们对爱滋病传染性和高威胁性的恐惧。但并非所有患爱滋病的人在生活方式上都存在污点,不少患者只是因为不幸,或是遗传,或是输血感染,等等。即使是因为在生活方式上存在所谓的“污点”,作为病人,也有获得救治的权利。而爱滋病本身独特的传染途径,也使其不那么具有一般意义上的高传染性。所有这些,只要把相关的社会常识和医学常识讲清楚,人们就会慢慢改变对爱滋病患者的歧视。而相关药物的控制和治疗技术的改进,则为消除这种歧视提供了更具希望的前景。

也有一些歧视很难通过社会努力在短期内去真正改变。美国的部分政治心理学研究就表明,教育并没有改变白人对有色人种的内在歧视。虽然政府可以在“政治正确”上设立相应规定,公共场合人们不会说出歧视类的话语,但这更多的是“社会审查”的结果,是一种伪装,白人内心的歧视可能还是无法根除。黑人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构成了这种歧视的社会基础,短期内也难以改变。

还有一些歧视,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自然的,至少是“人之常情”的。比如某些病理性的高矮胖瘦和相貌另类。普通人普遍表现的猎奇心、异样感和同情心,在一个有自尊心的当事人看来,几近于歧视。而不管社会怎样进步,充满爱心,这些人在生理上终究和所谓健康人群是不一样的,而和大多数人不一样,则成为内心自卑的生理根源。在此情况下,来自他人眼光的压力也就难以避免。除非你有坚强的信念可以抗衡社会的异样眼光,一般的当事人是难以作到完全超越的。人的身体虽然是“形而下”的,但这种“形而下”却成为绝大多数人最难超越的方面。这是人性的弱点。

“小人国”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既然社会歧视难以在主流社会中根除,干脆建立一个新的“小人国”社会。独辟空间,让他们活得自在。小人国内部的“平常心”和团体性的认同,成为消解自卑感并面对主流社会的心理基础。

就社会治理而言,无非两种思路。一种是整合,一种是分而治之。人们一般都倾向于整合论,不同的人群混杂,彼此依赖,彼此介入,淡化差异,遗忘差异,对一切差异都以平等和正常的心态视之,社会因此就越发稳定,也更具有凝聚力。或者认为“如果人人都付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人间”,以为爱心可以化解所有隔阂,消弭所有歧视。问题是,仅仅在一般意义上强调社会整合,或者对爱心的信念,可能夸大了社会在整合上的可能性。特别是,社会中弥漫的各种隔阂与歧视,可能不是简单的社会整合所能解决的,更何况,诸多社会也没有足够的耐心和机制去实现真正的整合。

另一种思路则是分而治之,让不同的人群分别有不同的生活空间,彼此之间有一定的边界,只在某些基本框架上强调统一的安排。这种思路一不小心就容易滑向法西斯主义,给予政府过多的分类和管控之权,往往得不到现代政治家和政治学者的支持。但是,适度的分化,社会内部的分化式再聚合难道就真的没有积极价值了吗?特别是,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整合难以实现的情况下,适度的分化和自决,是否也应该考虑其在某些空间的必要性呢?

到底是强调全社会不同人群对统一性或主流性的认同和归依,淡化和消弭差异;还是强调不同人群的内聚性和认同感,强化和凸显差异,彼此进而对等互动?说深了,这是政治学和社会学中讨论正酣的身份认同和治理理念问题;说浅了,这也是类似云南“小人国”这样的模式可否推广的问题。云南“小人国”以无可否认的姿态向我们提出了现代社会的治理难题,对此问题的回答可以普遍性地运用到其他相似的治理事务上,比如农民工问题,部分少数民族问题,同性恋问题,等等。

只是,我最后还是不禁想到,每次小矮人们的集体演出,他们面对的仍然是所谓主流社会的“观光客”,在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之后,要争取与所谓主流社会的完全平等和积极互动,无疑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2010-12-15东湖畔面壁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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