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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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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政治心理分析  

2010-12-22 22:52:0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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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媒体频频曝出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新闻。特别是2009年,相关新闻的数量之多,甚至使当年被网友戏称为“非正常死亡年”。2010年以来,官员“非正常死亡”仍在连续发生。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经多达8起。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即使是官员的“正常死亡”,也会受到相关人群的极大关注,更不用说“非正常死亡”了。政治体系本身的暧昧性和民众一向发达的想象力,加上对官员的质疑心态,共同营造了有关官员“非正常死亡”的广泛热议。仔细辨析这些议论,不难发现,要么情绪化和猜疑倾向明显,要么只是简单的政治意见,普遍缺乏专业而深入的分析。虽说以中国官员群体之众,仅仅呈现出来的这些个案,尚不足以支撑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定量分析和严密推论,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些个案作为典型,从类型学的角度作出初步探究,还是可以获得更为理性而深入的认识。

 

官员死亡事件:在“正常”与“非正常”之间

 

引发媒体关注的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其主角多为有一定领导职权的官员,他们有别于普通公务员。在中国语境下,这些人可以称作“领导干部”。普通公务员“非正常死亡”的新闻虽然也有一些,但似乎远不及“领导”“非正常死亡”集中和醒目。其中的原因也容易理解,毕竟普通公务员“非正常死亡”的几率,要低于具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即使有“非正常死亡”,除非牵涉的社会影响面较大,普通公务员的“非正常死亡”并不会吸引太多媒体的关注。位置越重要,牵涉的利益越多,责任和纠葛也就越多,压力和风险也就越大。因此,也并不是每一个在位的领导干部都能够平安驾御的。

笔者在一本《医学社会学》的书中看到,英国学者迈克尔·马穆特(Michael Marmot)及其同事们,分别在1984年和1991年调查了17000多名英国政府男性公务员的死亡率。该调查提供了大量确凿的证据,证明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死亡率的差异。该研究根据被调查者的职业将他们分为不同的职业阶层,高级行政官员的职业阶层最高,以下依次是专业人员/主管人员、职员、其他类人员。研究结果表明,排除其他原因的影响,最低职业地位人群的死亡率最高。换句话说,职业地位愈低,死亡率愈高。

当然,马穆特研究的是死亡率,并没有具体区分“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但这一研究还是说明,从现代官僚制的常态上看,行政层级高的人在健康方面要优于行政层级低的人。我们尚未掌握中国公务员“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的具体数据,因而也不能作更为具体的分析。但从常理上看,行政级别越高,享受的健康待遇和医疗保障也就越高,这影响的是“正常死亡率”。行政级别越高,责任和压力越大,牵涉腐败的可能性也越大,职业风险也就越大,对人心的扭曲也就越深,这影响的是“非正常死亡率”。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级别较高的“领导”“非正常死亡”又在“正常”之中。只是我们缺乏正视的平常心。或者,我们对媒体呈现这类事件之前的官场有所想象,而媒体近年来的连续关注,则建构了我们对官员“非正常死亡”的“突出印象”。

而媒体宽泛运用的“非正常死亡”表述,可能会收到一定的误导和遮蔽效果。首先,“非正常死亡”本身就存在自杀、他杀和其他原因死亡的大致区分。其次,媒体在界定“正常”和“非正常”时,所采用的标准并不统一,更非严谨的专业概念。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一个急速转型的发展型社会,官员作为政治人所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失范,势必会引发相应的心理和行为后果。官员“非正常死亡”只是其中一种,虽然是比较极端的一种。过于聚焦于“非正常”的字眼和意涵,可能会忽视背后的“正常”背景和“正常”原因,也阻碍了我们对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不能仅仅因为死者拥有“官员”这一身份,就放大了死亡本身所具有的社会说明意义。

 

官员“非正常死亡”的基本类型

 

涂尔干在他的经典著作《自杀论》中,基于大量的统计数据,从社会失范的角度对自杀现象作出了卓越的研究。他的研究对我们今天思考官员“非正常死亡”现象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其一,对于自杀这样的社会现象,不应仅仅从个体的角度解释,而应从社会结构上解释。涂尔干发现,正是因为社会“失范”,个人才会感觉到疏离和孤独,也才导致了自杀人数的剧增。其二,同样是自杀,其内部的区分是悬殊的,要研究自杀的具体原因,就必须对自杀作进一步的分类。按照他的分类,自杀有利己主义的,也有利他主义的,还有其他类型的。而不同类型的自杀,其发生机理也就不同。

对于官员“非正常死亡”,我们也必须作进一步的分类。从已经呈现出来的若干个案作初步概括,我们可以作如下分类:身体病变型、家庭纠纷型、腐败牵连型、升迁压力型。当然,这种分类是为了分析的便利,现实中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往往是其中若干类型的复合。

身体病变多由工作压力而来,从生理到心理,引发精神抑郁直至异常,最终走向自杀。家庭纠纷型,因为家庭和情感引发私人关系失范,最终走向自杀或被杀。腐败牵连型,说明官员所处的官场网络受到反腐败的冲击,官员要么是主角之一,要么牵涉其中,就可能出现自杀或被杀这样的“非正常死亡”结果。而升迁压力型,则是主流话语最为强调的。现在官员面临的升迁压力之大,以至于到了逼人自杀或杀人的程度。在现有的官场晋升机制中,不仅机会本来就颇为稀缺,而且晋升过程存在太多不可掌控的环节,甚至不公的方面,这对部分官员而言是难以承受的。

不难看出,身体病变型,从社会意义上找原因,在于官员自身承载的责任在增加,而他们从事的事务则过于“繁多”。特别是“领导干部”,各种事务向他们集中,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集权倾向。正是因为权力向个别领导集中,使领导身心疲惫。而压力的另一个原因是责任,从积极的角度看,这说明我国“责任政府”的建设正在加强,政府和官员所面临的监督生态正在成长。

家庭纠纷型,初看上去属于纯私人领域的问题。但从社会角度看,正是因为官员掌握太多的权力和资源,才使其感情关系变异,最终带来悲剧。单纯的夫妻纠纷导致“非正常死亡”的案例虽然也有,但家庭纠纷与腐败纠缠在一起则更为常见。官员不能在家庭生活和公共职务之间寻求平衡之道,则使官员的心理失去归属感和安定感,也失去了心理健康的基本保障。

腐败牵连型,则直接关系到当前中国的官场生态和反腐败现实。而升迁压力型,同样直接关系当前中国的官场生态和反腐败现实。在官场这样一个独特的政治空间,官员是其中的主角,但并非自主的人。不少官员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腐败,一旦“东窗事发”,官员的政治生命和社会生命也就有完结的危险。因为牵连腐败而“非正常死亡”的诸多案例,充分说明腐败对官场关系的恶化,特别是对官员心理的毒化。而升迁压力对官员心理的恶化则说明,当下官场中的官员将个人升迁几乎当作人生价值的全部,至少是最主要的人生价值之一,而忘记了国家公务人员的天职是从事公共服务。从本质上看,这是官场价值观的异化。在一个异化了的官场中,作为个体的官员很难作到“超凡脱俗”。而对于那些晋升有望却难以最终如愿的官员来说,升迁压力则更为直接。因为,他已经具备升迁的强烈动机,这种动机在没有受到致命打击之前只能会越来越强烈。

 

官员心理平衡的三个支柱

 

进一步思考则可以发现,不管是被杀还是自杀,不管是身体病变型、家庭纠纷型,还是腐败牵连型,抑或升迁压力型,最终都可以落脚到相关官员的心理失衡。如果将官员作为一种类型的政治人,可以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其心理平衡的机制。具体地说,关系到官员心理平衡的主要有三个支柱,一是家庭,二是社会评价,三是理念和信仰。这三个支柱之间的互动关系,则构成了官员心理平衡的机制。

家庭给予官员安定感和慰藉,更可以缓解来自官场的压力,从而起到心理平衡再生产的作用。社会评价涉及官员的社会形象、上级评价和职务晋升等方面,这是官员作为政治人的主要目标。社会评价影响到官员的自我认同和职业认同。当社会对官场普遍质疑或怨恨,官员的职业认同将受到影响;而官员的社会形象不佳,上级评价不高,或晋升一直不顺,则影响到官员的自我认同。社会认同危机和自我认同危机结合在一起,最终引发官员的心理危机。从一般的意义上看,社会评价是平衡官员心理的主要支柱。而理念和信仰,属于超越性的精神性范畴。对于有理念和信仰的人来说,这种理念和信仰将以极其强大的力量平衡来自家庭和社会的诸多不如意,从而依然使官员保持心理上的统一和平衡。问题是,并非所有官员官员都有超越性的理念和信仰。正是因为部分官员失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理念,正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超越于世俗得失的精神世界,他们的心理聚焦才单单指向围绕自身职位的相关得失。而围绕自身职位的相关得失,在当下的官场生态中恰恰是极不确定的。在此情况下,独自依靠家庭,也难以平衡官员的心理。

        一个理想的官员心理是:家庭幸福,职业稳定(可预期)并持有信仰。古人讲“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有道理的。“齐家”关系官员心理平衡的家庭维度,“治国”关系到官员心理平衡的社会评价维度,而“平天下”则关系到官员的终极关怀和信仰。而在古人的政治智慧中,“齐家、治国、平天下”共同的前提是“修身”。在当下的语境下,我们思考官员“非正常死亡”的问题,同样需要回到官员的“修身”,实际上就是“修心”。当然,正如涂尔干所揭示的,个体的心理现象,可以从社会因素上得到解释,只有官员的“修心”还不够,官场生态及其背后的政治体系的改进和完善,将最终决定“最大多数官员的最大心理(平衡)”。     

                                                                                                         2010年10月 东湖畔面壁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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