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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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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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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村落解体背景下的政治重构  

2010-03-06 23:07:4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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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般的现代化理论中,农村都被视为趋向凋敝的,乡村的命运似乎都被判了死刑。相关结论的背后,隐含着一种人类宿命意味的判断。那就是:城市取代乡村,乡村走向被动或消亡。但这些思考是否就能完全解释当前中国的农村现实,是值得进一步追问的。

        在这里,需要考虑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农村地区之广,农民人口之众,即使是按照现有的城市化速度,到21世纪中叶,中国农村的人口仍将不低于世界上各发达国家的人口数量;二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严重非均衡性及这种非均衡性的长期存在,各地村落解体的程度和未来发展的趋向相差悬殊,一元化的判断难免会遮蔽更容易刺激治理创新的社会可能;三是,当前中国村落尚未定型,不排除部分村落在国家适当介入的情况下重新恢复元气,也不排除现在的部分繁荣仅仅是暂时现象,而转型时代的社会科学并非仅仅具有解释的功能,而是可以预留一些实践的空间。这些方面或许都是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因此,对于未完全定型更未全部定型的我国广大村落来说,最应拒绝的就是简单化思维。

        同时,我们还要考虑中国村落的传统结构,及其强大的绵延能力和再生能力,更要考虑到中国村落经历的独特的政治社会改造。中国村落的传统结构,基本延续到近代社会,这其中主要有两块,一块是所谓的村社网络;一块是村落背后的层级市场网络。当然,近代以来,中国村落一方面基本保持了传统结构,另一方面也已开始了演变,这主要是由外部世界如世界市场和国家政权建设带来的。但总地来说,就村落的村社结构而言,其在近代的演变更多的还是自然的平移过程,也即是原有的村落熟人网络自然地向镇或大城市移动。但近代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却对传统村落带来根本性的冲击,其巅峰就是“延安道路”式的颠覆性破坏和重构,直到人民公社体制的全面建立。用政治强力和阶级话语将乡村社会原有的村社网络表面上全部撕碎。这样的一个比较彻底的,直接针对村落内部社会结构的人为改造和重构,是世界上其他地区农村所少有的。如此独特的变迁经历对我国村落当下的演变和未来最终的转型,势必存在一定的影响。

        到了众所周知的80年代,国家权力形式上撤离到乡镇,而在农村建构了一个集权框架下的基层民主自治模式。这种模式同样也有别于传统村落的治理结构。不过值得强调的是,主要是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有一段时期,因为城市化和市场化在我国还没有全面展开,城乡二元结构还比较顽固,村落因为国家权力的部分撤离而重新恢复了生气,体现就是,这段时期宗族活动和民间信仰活动是最为活跃的。但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虽然国家逐渐减少了对农村的资源提取,并逐渐加大了对农村的资源供给,但因我国城市化和市场化日益向纵深方向推进,村落的弱势地位越来越突出,村落自身的解体趋势和治理乱象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正是考虑到中国农村的独特传统、经历的独特改造以及农村的尴尬现实,当前在学术界出现了两类互相争论的观点。一类观点认为,目前农村的治理尴尬是由中国现代化不足带来的,如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水平还不高,只要待以时日,城市化和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政治学角度的这一类思考,则强调国家建设应进一步强化,认为全面铺开的现代国家建设将使农村有机地整合到现代治理体系中。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当前农村出现的种种乱象和发展困局,主要是因为我国现代化的速度过快,超越了村落的内在承受力。因此,要反思我们现在主导的快速现代化和强势的国家政权建设,强调将村落社会重新建设成为“低消费、高福利”的家园。一方面作为不稳定现代化的“蓄水池”,另一方面也使农民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笔者认为,出于对传统村落的诗意想象和情感留恋,试图阻止整体上村落衰败的趋势,无疑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理性的。因为当前我国村落的命运已经不仅仅取决于自身,更依赖于裹胁着它们不断转型的现代化大潮和外部世界。更为理性的态度可能是,一方面,承认在总体上和最终的大趋势上,我们难以改变村落衰败直至部分消亡的局面;但另一方面,从一段时期和某些区域看,村落是否可以在新的条件下焕发活力,以使我们在单向度的现代化面前依然有多样性的生活选择?而国家在这一问题上,是否可以采取帮助村落重建共同体的办法介入村落?考虑到我国独特的国情,广袤的村落、庞大的农村人口和有限的耕地,村落短时间内的快速衰败,对我国的现代化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而我国各地村落的发展也并非已经完全定型,因而存在努力的空间。

        值得思考的问题可以归结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因为发展的不均衡和各地村落的明显差异,部分村落是否可以在强势的市场化、城市化和国家政权建设面前保持一定的自主性,延续其积极的治理功能;甚至,我们是否可以通过适当的努力,适当延缓村落衰败和村落自主性过快丧失所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或者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部分激活某些传统资源比较丰富的村落,以部分恢复或延续其自主性?毕竟,面对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身处其中的人们也并非完全无能为力。

        总之,应该分析的问题就是,不同地区村落的解体程度不同,对现代化和国家的需求也不同。因此,就村落转型的时空来思考问题,重要的是把村落的类型界定清楚,把研究作细。如果某些村落基本解体,甚至可以明显看得见其消亡的征兆,重建村落共同体的努力无疑近于乌托邦,国家最要做的可能就是治理资源的供给,包括国民待遇的普及;如果有些村落依然保有基本的秩序自生能力和可持续前景,国家可能需要重新整合这些秩序资源,帮助村落重建共同体,包括基层秩序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而对于那些共同体保留得比较完整的村落,国家不仅不应该破坏村落的这种共同体性质,更应保护和引导这种村落共同体,使其成为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

                                            (本文为应北京《青年文化评论》之约而写的导论性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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