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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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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农民政治心理研究亟需深化  

2010-08-30 21:45: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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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8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18期政治学版(第6版))

        我国传统乡村处在皇权治理体系的末端,其中的村民形成了独特的政治人格和政治思维倾向,如皇帝情结,崇拜权威,渴望清官,等。这种传统经过近代以来我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已经发生了一定的裂变,但也有部分面向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当前我国的农村不仅向国家政权全面敞开,也向市场和城市全面敞开,乡村的巨变是有史以来最为剧烈的。特别是,我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推行村民自治这一有序民主建设的举措以来,在乡村治理上不断转型,村民的政治心理由此发生了一些潜在的嬗变,这种嬗变也势必构成了对乡村治理的深层影响。

在这一进程中,农民对政治的想象、看法和期待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在从事相关政治活动时体现出什么样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特征?在由城市、权力和知识精英主导的各类话语下面,这些“没有声音”的人群,他们到底是怎么思考我们的国家和他们所面对的政府的?他们到底运用什么样的概念(语词),以什么样的思维和标准来看待政治,分析政治,评价政治和对待政治?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这一心理倾向?又是怎样造成的?区域上又存在哪些差异?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应该深入研究的学术课题。

而国内外学术界对此问题尚缺乏应有的系统化研究,由此带来人们对当下农民的政治心理特征缺乏科学而准确的判断。农民政治心理的研究属于广义的社会心理研究范畴,但更直接地归属于政治心理学的研究领域。虽然说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呼吁早已成为海内外相当多学者的共识(黄光国,1988;沙莲香 等,2004;翟学伟,2005;杨国枢陆络,2009;杨中芳,2009),但我国包括政治心理学在内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特别是相关的实证研究则是比较晚近的事。政治心理学研究在我国心理学界和政治学界都显得尤其薄弱,而相关的实证研究更是缺乏,这在极大的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政治心理学学科的发展。

具体到农民的政治心理研究,传统研究所提出的“差序格局”(费孝通,1985)和“伦理本位”(梁漱溟,1987),其解释力并不能完全满足不断转型的当下乡村,虽然也有 “小农意识”的抽象和概括(袁银传,2008),但此类研究哲学思辨色彩比较浓厚,相关的经验化支撑并不充分。基于历史演进的农民政治心理分析倒也有一些,如张鸣(1997)对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作了初步的提炼,其中部分涉及到农民传统政治心理的近代嬗变逻辑,又如周晓虹(1998)也从社会心理嬗变的角度对江浙农民作了一个历史性的综合研究;对建国后我国农民政治心理的深度研究,目前只有少数的几篇学术论文,其中以郭于华、孙立平(2002)“诉苦”和和郭于华(2003)“心灵的集体化”之类的口述史研究为代表,这些研究具有相当的深度,学术发现也非常新颖,但只能解释建国后我国农民政治心理的形成机理。

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政治心理的研究,大都被包含于广义的中国政治文化(闵琦、1989)、中国公民政治意识(张明澍,1994)或各阶层政治心态(孙永芬,2007)的综合性研究中。这类研究旨在探究总体的政治心理,限于篇幅和分析框架,对农民的政治心理大都不能展开深入地专题探究,而且大部分研究都已比较陈旧,不能反映当前农民的真实状态,所选取的样本代表性也存在相当的局限性。

部分专门研究1987年以来有序民主建设进程中我国农民政治心理的成果主要是从政治文化(于毓蓝,2006;同春芬,2006;),民主意识(钟杨,2008;史天健,2009)等角度展开的,分析也往往集中于比较狭隘的投票、上访等政治参与上,未能基于乡村本位和农民本位展开比较全面和有历史纵深感的分析。其他涉及农民政治心理的专题研究,比较有影响的多集中到农民的政治信任研究(Li and O’Brien, 1996;Bernstein and Lü, 2000;Shi, 2001;于建嵘,2003;胡荣,2006;袁小平,2007;刘伟,2009),但除了信任,农民政治心理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方面。

可以发现,相关研究经历了从“政治文化”视角向“村民自治”视角再向“乡村治理”视角转换的线索,但总体上显得比较零散,聚焦不够,尚未有深入而全面的研究。特别是,相对缺乏纵向上的农民政治心理嬗变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相关研究对量化方法运用较多,质性研究材料并未得到普遍运用;同时,要么是基于少数个案进行的推论,要么是基于问卷调查所作的比较笼统的归纳,大都未能展开有效的区域比较和村落类型的政治心理比较。所有这些研究局限,都是下一步研究所需要突破的。

笔者认为,下一步农民政治心理的研究,可以依照历史变迁的脉络,探究乡村治理模式的变革与农民政治心理嬗变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既发现乡村治理模式的变革对农民政治心理的潜在影响,也发现农民政治心理的沿革和嬗变对乡村治理模式和效果的深层制约。在此基础上,建构适合农民政治心理特征的乡村治理模式,并从未来我国乡村有效治理的目标出发为农民政治心理的调适和革新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这不仅是深化农民政治心理研究的必须,也是促进政治心理学学科本土化的必须。

由此,就需要深入研究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对农民传统政治心理进行概括和提炼,并观察这些面向对当前我国农民的潜在影响;其二,围绕诸多重大政治事件和国家政策,考察农民对建国后我国政治进程和政策变迁的思考,探究其中政治心理嬗变的轨迹和根源;其三,通过考察近三十余年国家在推进乡村治理转型中的农民政治观,探究当前我国农民的政治心理特征以及影响因素,尤其是考察农民的正义观、民主观,以及他们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基层政权不同的政治心态;其四,对当前我国农民的政治心理进行适当的区域或村落类型的比较研究,以实现研究向中观层面的提升;其五,通过考察农民对未来政治的期待和展望,探究农民政治心理的未来面向,以判定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心理的类型及其转型空间,并进而思考我国乡村有效治理的可持续性路径。

如果我们能够对上述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农民政治心理研究的深化将获得如下几个方面的理论价值:

其一,有助于对当前我国农民的政治心理予以科学定位。纵向上,可以对其来龙去脉予以合理的解释。横向上,可以将当前我国农民的政治心理与其他阶层的政治心理作比较。

其二,是深化我国基层民主研究的必须。将分析拓展到心理的维度上,让历史演进中的普通个体自己说话,我们则进入他们的观念世界,理解他们的政治想象和期待,以作为理解庞大中国的心理基础,也作为我们反思未来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前提。

其三,可以推进后发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作用研究。中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超级农民大国,农民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心理演变机制具有独特性,这决定了其在政治和治理变迁中的作用方式,可与先发国家和其他后发国家政治现代化中的农民作用作比较研究。

就实践意义看,研究农民的政治心理可为有序民主建设中的乡村治理和相关国家政策提供科学依据。自村民自治实施以来,我国农民普遍参与了不同形式的村庄政治。特别是近十年来,乡村社会本身的剧烈变迁,农民所处的内外生存处境更是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的权利需求和权利伸张空前高涨,因此在政治参与的形式上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他们的政治心理也发生着“静悄悄地革命”,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和政治社会化努力,及时引导这种心理态势,化解相关的消极政治心理,对于规范农民的政治行为,实现乡村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稳定与可持续治理是至关重要的。

                                                                                                   2010-07-29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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