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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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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国家建构视角下的村落转型》  

2010-10-22 11:39: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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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修改稿载于2010年10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32期第6版(政治学版)。

新中国建立60年以来,我国的广大村落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转型。这一系列转型是在近代以来我国村落演变的基础上展开的,在其背后,更呈现着新中国进行现代国家建构的独特历程。现代国家建构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意,其对社会变迁的支配性影响,在村落转型的相关探讨中还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实际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要完成现代化,国家建构对村落的影响不仅是根本性的也是全方位的,村落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国家建构的一个结果。回顾历史特别是过去的60年,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我国村落转型的内在逻辑,既可以加深对我国已有农村政策的理解,更可以审慎地展望乡村治理的未来。

现代国家建构主要有两大理论渊源,其一是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其二是美国的政治学家蒂利(Charles Tilly)。这两位学者是现代国家建构方面最具原创性也最具系统性的思想家。虽然在他们之前,西方某些经典作家也对现代国家作过一些论述,如韦伯对科层制、理性化以及权威类型均作过经典分析,但现代国家作为强有力的理论资源和分析框架,进而在社会科学各领域普遍蔓延,从学术影响上看,最应该被提及的或许就是吉登斯和蒂利。尤其是对国内的理论界而言,对这两位学者作品的翻译不仅比较充分,讨论也比较频繁和深入,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中国近代以来社会转型的学术分析。

在吉登斯的分析中,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国家权力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民族国家权力从以往暴力的明显使用转变为行政权力的普遍运用,行政权力漫布全社会,打破了原有地方性社区的界限,形成了对人的全面规管。在国家的普遍性规范、行政监控、工业管理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制约下,社会演变为公民社会,而以往较为独立的地方性社区也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的范畴。政治机构的延伸,政治权力的扩张,行政管理范围的史无前例,政治整合社会的强化趋势,都是现代国家的关键面向。而在蒂利的分析中,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经历了两个不同步的阶段,“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在当时主要表现为政权的分化、官僚化、渗透性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并同时不断扩大财源;“民族形成”(nation-building)则主要体现在公民对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认可、参与承担义务及忠诚。欧洲国家的国家形成普遍先于民族形成,但两者对现代国家的建构都不可或缺。国家政权建设和民族形成虽有起点上的时差,但最终会交织在一起,互相促进,共同支撑起现代国家的最终形成。

可以看出,现代国家建设理论所阐释的问题一方面具有普遍性;但另一方面,该理论主要是立足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因而在适用于中国问题时存在一定的局限。不可否认,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迈向现代的基本政治样式。现代国家也即民族国家是不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共同趋向。同时,现代国家所具备的诸多基本特征也具有普遍性,如具有明确的疆界、统一性的官僚机构、普遍的规则适用和强大的行政渗透性等方面,都是一个成型或成熟的现代国家所必备的。但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具有独特性,一方面,中国很早就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拥有发达的针对社会治理的官僚系统;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国家建构面对的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农业社会。这就意味着,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要在赶超的压力下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完成国家权力的集中,国家机构的延伸和规则的普遍适用,更要完成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全面改造,进而有效提取现代化建设的各种资源。同时,当现代国家建构进展到一定的阶段,国家权力对社会又会采取新的治理对策,帮助社会获得发展,从而获得国家建构和社会建构的有机统一。这尤其体现在近代以来的国家与村落关系上。

众所周知,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特征是,在一个全国性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存在着两类治理区域,一类是以村落为主要构成单位的乡村,一类是作为政治和军事中心的城镇,但就整个国家而言,由于以农立国,国家的治理基础却在乡村。传统的正式国家机构只延伸到县,县以下则主要是乡绅为主的宗法治理,黄宗智将其称为“非正式治理”。在村落内部,基于血缘和地缘形成相对自足的社会系统。而村落之间缺乏有机的关联。整个国家从外部通过文化符号整合村落,从内部则通过征兵、征粮、科举和诉讼等渠道保持着与村落的简单沟通。但总体上看,国家对村落的日常介入相对较少,国家权力对村落的直接治理和规范也相对薄弱。村落由此具备一定的自主性,能够基于自身的系统解决其面临的公共问题。

近代以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我国的中央集权体系逐渐崩解,乡村社会的发展由此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恶劣环境。这客观上决定了我国必须进行现代国家的有效建构,村落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经历着“身不由己”的变迁,被纳入国家治理的日常范畴。从短暂的清末立宪,到民国时期的各种国家建构举措,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对村落的改造。但各种政权在向乡村进行机构延伸的同时,客观上只带来对乡村的榨取和破坏,最终带来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杜赞奇语)——只实现了机构的延伸却没有实现规则和效能的现代转型。从总体上看,因为国家建构所处的恶劣环境,贫瘠的村落又难以提供必要的物质资源,加之从清末到民国的国家建构之路又不能很好地契合村落的内在需要,国家建构的客观后果是,它对村落造成了深度破坏,由此带来村落的解体。这对我国后来的村落转型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相比较而言,“延安道路”就获得了成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在对村落进行深入改造的同时,实现了基层社会的结构大翻转,并将统一的政治权力牢固地建立起来,使国家建构和村落转型实现了良性互动和有机统一。正是这种相对成功和有效的对广大村落的改造,根据地才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并最终建立了全国性政权。

延安时期的村落改造实践仅仅是一个开始,建国之后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尤其是合作化运动,则彻底颠覆了传统村落的基本构成和秩序机制。土地改革在更大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延安作法的延续,但合作化运动则意味着高压式的党政体系强力规划传统的村落,不仅在地理边界上重新整合村落,而且在村民间关系上实现了平等式的集团式合作。至少在一定时期内,这种村落治理模式压抑和掩盖了传统村落的自主性力量。另一方面,整个国家实行城乡分治的治理框架,将城市的市民固定在单位中,将农民固定在乡村社会,这两大治理空间是相对隔离的,只有党政体系将它们联系起来。城乡之间传统和自发的沟通被人为隔离,单纯政治性的联系存在难以避免的缺陷。虽然这一安排推动了国家对乡村的资源提取力度,但它对乡村治理基础的深度影响是根本性的。在国家建构的视角下看,村落实现了从社会单位向政治单位的转型,这是强大的政治力量造成的。村落在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同时,也经受着由国家权力全面介入带来的转型。由此,我国的村落不仅仅区别于传统的自足性村落,也区别于近代以来初步解体的村落,因为,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作为一种新传统深刻地塑造了它们。

当然,不能忽略的是,因为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村落在政治控制的背景下依然具有内部的相对紧密关系(熟人关系)和半共同体性质。所以,到了改革开放,当我们全面废除人民公社重建乡镇政权,使正式的国家权力形式上从村落撤离,我们的村落又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生气,我们的国家在大部分区域好像又回到了村落时代。这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景象。从那以后,随着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加速度推进,我国的村落又处在不断的转型之中,村落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的调整之中。在这里,村落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经历着相对自发的转型。特别是随着正式的国家机构撤离到乡镇,村落社会面临着新的治理真空,国家于是又在1986年之后逐步推行以基层民主为导向的村民自治建设。这实际上开辟了一条适应新时期乡村社会的国家建构道路,这一道路客观上促进了村落走向新型的群众自治,更与国家之间的展开了积极互动。

但乡村总体上资源贫乏,在面对市场化和城市化时其相对弱势地位非常突出。因此,国家建构仅仅完成村民自治的设置并不够,它还需要拓展更为务实和全面的路径帮助村落获得发展。自本世纪初开始,国家取消农业税并进行新农村建设的诸多举措,切实减少了对村落的资源提取,同时大规模供给乡村各项公共事业建设所需的物质资源,国家建构通过经济和社会的途径得以进行。在此背景下,部分村落重新恢复生气。同时,在商品全国流通,市场全面扩张,城乡二元结构日渐松动的促进下,我们的村落变得越来越开放。不仅是在观念上变得开放,更在社会结构和互动网络上变得越来越开放。

在这种情况下,村落的转型已经不仅仅取决于自身,更依赖于裹胁着它们的现代化大潮和外部世界。从一段时期和某些区域看,村落又可以在新的条件下焕发活力,为国家的平稳发展培育基础。因此,接下来,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可以采取帮助村落重建共同体的办法介入村落,并以这种方式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深化。考虑到我国独特的国情,广袤的村落、庞大的农村人口和有限的耕地,村落短时间内的快速衰败,对我国的现代化可能会带来损害,而我国各地村落的发展也并非完全定型化,因而存在努力的空间。在国家掌握丰厚资源并积极帮助村落发展的背景下,村落自身的转型方向也将是崭新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既是一个生产空间,生活空间,也是一个基层政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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