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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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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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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中国在梁庄》——一份打动人心的乡村调查报告  

2011-01-05 15:35:3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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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抽空将梁鸿女士的新作《中国在梁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认真读完。这是近年来唯一一本真正打动我的乡村调查作品。整本书并不厚,才18.5万字,文笔也好,表达通透,但我阅读起来的速度却很慢,就是因为太有同感了。书中的一句话,一段描写,就能让我想起自己的家乡和童年。甚至书中描述的诸多细节,也亲切如在昨天。能让读者在阅读间隔经常停下来去联想,去回味,这肯定是好的作品。

 

因为乡村研究的需要,纪实性的乡村报告文学因其可感性而成为我个人的阅读选择之一。但近十年来,读到的好作品却少之又少,打动人心的则几乎没有。当年那本《中国农民调查》,好像是强烈地激起了自己一时的义愤和焦虑,但仔细推敲过后,发现这种剑拔弩张的阅读效果过于夸张,作为报告文学,这份调查报告的“文学性”还是太强了。而随着税费改革直至农业税的取消,那本书中的场景只能成为中国乡村某一个时期的片段。相比之下,《中国在梁庄》无论在构思背景、“客观性”,还是在关怀的深广度上,都不亚于《中国农民调查》。尽管两本书在各自出版时所谓的“轰动效应”和“新闻价值”存在着天壤之别。

就纯粹的学术贡献而言,《中国在梁庄》或许谈不上太大的创新;就思想而言,或许也谈不上多么深刻和系统。农民在社会转型中的无奈与坚韧,乡村环境的破坏与污染,农民工与留守儿童问题,乡村教育的衰败,计划生育问题,农民非正常死亡,留守老人与乡村伦理的崩溃,农民原始的正义观,少数农民的信主问题,乡村秩序的非正式性,乡村政治的微妙与尴尬,火葬的不合理之处,合作医疗,等等,相关的乡村调查和学术研究均已有深度呈现。但作为报告文学或乡村调查报告,该书在写作过程中饱含的“乡土共通情感”,却是异常稀缺因而也是异常宝贵的。虽然作者是从个体出发来呈现这种“乡土共通情感”的:“我更愿意把目光投向一个个的生命存在,去发现、叙述他们彼此的差异及个体情感的存在,他们在这样的时代所经历的只属于‘那一个’的悲欢离合”。(第192页)其基于一个村庄中一个个普通农民命运的写作立场,更是充满着浓郁的人文主义气息。难能可贵的是,这种人文主义关怀,却又由适度的社会调查和深度访谈作为支架,从而克服了单纯而虚弱的文人式哀伤。人文情感与社会科学调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构成本书的独特之处。对众多乡村研究专家而言,他们之中可能没有几个拥有如此细腻的笔触和地道的情感表达。或许这一方面归功于梁鸿的文学出身,另一方面则来自她女性的视角和感觉。

 

社会科学式的研究虽是对学者的本职要求,但单纯的社会科学研究并不够,因为它往往只关注到社会过程和社会结构,个人内在心灵的丰盈和独特性往往失去位置。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科学在追求理论建树的同时,可能遮蔽了人类生活的诸多本体性元素,从而形成了片面而霸道的知识镜像。而具有人文气息的报告文学,则可以为社会科学式的乡村研究提供必备的底蕴,至少可以作为消解学者“纯粹理性”的一剂良方。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一开始就在该书的“前言”中反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没有意义。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不断提醒我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我的心灵、与我深爱的故乡、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

这是对现有众多乡村研究者的拷问。老实说,这些年为了作“规范”的“乡村社会科学研究”,我发现自己对家乡那种原初而整体的诗意、情感和想象,一点一点地被剥离、挤压,这种现代学术生产最终让人疲惫不堪,对乡村改进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对生命的价值有多大,有时不免也是让自己怀疑的。这其中的原因或许就在于,有过地道乡土童年的文化人,乡村就是他的情感之根和思想之源;而现代社会科学式的研究却是主客体二分的,是分析式的,追问式的,是“去魅”的,这种研究越深入、越规范,也就意味着研究者越是成为作为自己生命一部分的故乡的“他者”。这种二元紧张是很多乡村研究者必须面对的,能否将这种紧张保持在一种微妙的限度内,是决定学者作品成色的关键要素之一。

其实,作者在书的结尾处也回应了最开始的这一反思:“不知道为什么,当故乡以整体的、回忆的方式在我的心灵中存在,我想回来的欲望就非常强烈,对它的爱也是完整的。然而经过这几个月深入肌理的分析与挖掘,故乡在我心中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当爱和痛不再神秘,所有的一切都成为功利的东西,再回来的愿望与动力就没有了。或许,是我的功利破坏、亵渎了对它的神圣情感,我对五奶奶,对清道哥,对我故乡的人们的感情不再纯洁……”(第208页)这是一个悖论,是每一个调查自己家乡、研究自己家乡的人,多少都会感受到的悖论。

也就是说,自从我们离开故乡,我们也就不可能纯粹地再次回到故乡。即使我们重新关注乡村,研究乡村,也不可能完全回得去。就连梁鸿也承认,“这段时间也一直和村庄的人们在一起,但是,我却感到自己似乎无法进入他们的话语系统”。(第190页)当然,也正因为这一点,打捞并纪录乡村点滴,才成为每一位观察者和研究者的生命事件。毕竟,“如果没有这些,没有故乡,没有故乡维系、展示我们逝去的岁月和曾经的生命痕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奋斗、所有的成功与失败又有什么意义呢?”(第9页)

 

现有的乡村调查和乡村研究,一般都强调中国乡村的区域差异。乡村的区域差异的确是一个社会事实,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但就精神实质和情感样态而言,“乡土中国”依然是具有普遍解释力概念。“乡土中国不仅是地理意义的农村,而且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第193页)梁庄作为一个内陆村庄,可能的确只能代表某一部分区域的村庄,但作者在书写梁庄时着意呈现的乡土情感,尤其是引起读者共鸣的乡土记忆和乡土感触,却可能是普遍性,甚至是中国式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在梁庄》一书封面的断语并非妄言:“有些中国在北京,有些中国在重庆,有些中国在西北,有些中国在沿海,但,更多的中国在梁庄!”相信有过完整乡土童年的读者,会由本书产生类似的感触。这也再次说明,从情感和精神气质上去把握一个村庄个案,可以在普遍意义上推展相关的判断,并引发读者的思考。这也说明,深度而优质的个案呈现,在中国乡村研究中并不是太多了。否则,当我们读到这样一本主题不新的新书时,为什么还是会产生如此清新的触动呢?

 

村落作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母体,正在大面积地解体。其中的一部分已经消亡,或正在走向消亡。作者对这一点的判断是,“就内部结构而言,村庄不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或者,它的生命,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也已经到了老年,正在逐渐失去生命力与活力。”(第27页)温铁军先生对《中国在梁庄》一书的评论中更是提到,“写梁庄,只是最近三十年‘被’消灭的四十万个村庄的缩影。”温先生希望“读者不仅仅感受到其中的无奈”。

面对自己故乡的消亡,除了无奈,作为来自地道乡村的乡村研究者或大学生,又能为乡村作些什么呢?我想,首先是需要重新认识我们自以为熟悉却可能已经陌生的故乡,以温情的理解再次接近乡村;其次是真诚地书写自己的乡村,包括自己的童年,因为这是我们生命中最有根基的一部分,也为中国社会变迁留下最丰富的见证,因为“每一个村庄都是一部历史,每个家庭都是一个独特的人生类型”(第16页);最后就是在力有所及时,为乡村的发展尽一份力,即使这一努力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乡村的颓势。梁鸿在前两个方面都作出了榜样,她对得起她的故乡了。为乡村的发展尽世俗意义上的一份力,并不是每位研究者能够作到的,但真诚地理解乡村,描述乡村,思考乡村,却是为乡村改进作贡献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每一位来自乡村的研究者能够作到的。

 

同大部分乡村调查者一样,作者的思考也没有忽略国家和政治的维度。但是,当下乡村的发展,国家与乡村并没有实现有效衔接。“国家对乡村的发展越来越重视,一直在努力寻找一条适合乡村的道路。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农民却始终处于一种被动消极的状态,并没有真正的参政意识。政府-村干部-农民三者之间始终是三张皮,没有形成有机的统一体。当代的农村政策不停地改变,身在其中的农民不知道哪一种东西还真正属于自己,包括土地。因为没有拥有过权利,农民也不认为那些都是自己应该关心的事情,国家给一点,当然好,不给也自然。”(第202页)这的确是我们要反思的严峻现实。

来自外部力量过快的人为改进,对中国乡村的根本性作用,到底是破坏居多还是改善居多,作者思考的结论似乎是比较“保守”的。因为她认为“当以一种‘内视角’进入乡村才会发现,在当代改革的过程中,对传统文明与传统生活的否定性思维被无限地扩大化和政治化,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对乡村的想象也大多与这一思维同质。”(第199页)她也看到我们这样“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的颓废及无可挽回的衰退。”而真正的“文化回归”,对当下的村落而言已经不太可能了。(第206页)因为“乡村,并不纯然是被改造的,或者,有许多东西可以保持,因为从中我们看到一个民族的深层情感,爱、善、纯厚、朴素、亲情等等,失去它们,我们将失去很多很多。也许正是这顽固的乡村与农民根性的存在,民族的自信、民族独特的生命方式和情感方式才能够有永恒的生命力。”(第208页)诸如此类的思考,对于裂变中的乡村而言,都是非常值得讨论的命题。

当然,作为思考,所有这些问题可能都不能简单对待,就连梁鸿自己也是不无困惑的。“我所讲述的乡村故事,一个个生命,他们的矛盾、痛苦,所面临的问题究竟反映了什么?是这个社会的不公平赋予他们的苦难,还是其他的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愿意轻易把这些人生、这些生命样态归结为社会的问题,我总以为,这里面蕴涵着更为复杂、多义的东西,它不仅仅与政府相关,也与传统、文化、道德,与这块土地、这片天空、这片原野相关,它与已经深深扎根于土壤中的几千年的民族生活息息相关。它是一种久远的密码,它是一种民族无意识,而时代政治、政策及由此带来的变迁则只是一个横截面,是暂时的影响,一旦这种强大的外力消失,一切可能又恢复到过去。”(第193页)

 

总地来说,这是一本我自己一直以来真正想写却没有写出的书。梁鸿作为先行者,用她的细腻和勤奋写出来了。无论如何,应该感谢她。是她这本书,让我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时常想起故乡,也重新审视我现在所作的一切。

 

                                                                              2011年1月3日凌晨

                                                                              东湖畔面壁斋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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