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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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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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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只要能作一点点知识贡献  

2011-05-10 15:30:0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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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觉得既然要作学问,就要作一流,作出真正的学术贡献来。但这些年下来,斗志没有那么大了,因为发现好东西都被别人写了,好思想人家也早有了,太阳底下没啥新鲜事,急于写书表达无非是不知道自己的无知罢了:哪有那么多重量级真理值得你去揭示,特别是人类社会的这点事情——所谓社会科学关注的对象!

我总结了一下,国内学者的写作形式主要有如下几种:一是专业学术论文,二是专业学术著作,三是专业译著,四是专业教材,五是媒体短文,六是普及性读本。

这六种形式的所谓研究和写作,我都初有涉入。就个人的感受而言,发现在时下的中国,大部分写作,因为时间和话语环境所限,大都无很大的知识或学术贡献,若能作那么一点点贡献也就很不错了。

先说专业学术论文。好的专业学术论文,不仅需要长期的研究积累,光是对某问题已有研究脉络的全面梳理,就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而要在论文中与前人对话并想有所“突破”,实在是非常困难,甚至是看你有无那种幸运了。普通学者一辈子可能都没有这种真正的突破,只是在某个极其细小的方面作了一点“拓展”罢了。这还算好的。很多学者作的可能都是自说自话,低水平重复,在知识演进的长河中等于零。如果考虑到目前国内学术文章的大跃进,更是让人沮丧,一人一年生产那么多“论文”,有几篇是真正的学术论文,是经得起考验的论文?有时回想一下,自己也写了不少“论文”,但又有多少是真正有知识或学术贡献的呢?每念及此,难免会汗颜,也越发不敢轻易去写学术论文。

再说专著,现在出书很容易,只要有书稿,想办法都能出。但出书容易,让人感觉真正有知识贡献和学术贡献难。专著应是对某问题的精深并具原创性的研究。但现在的所谓“教授”、“学者”,一人专著好几本,厉害的甚至一年一本直至几本“专著”。真有那么精深吗?真是具有原创性的吗?就一般情况而言,国内学者耗时最长的专著往往是他的博士论文,而博士论文之后的所谓专著,除少量锤炼之作,要么是论文集的重新组装,要么就是完成某任务(如研究项目)之作。我并不是说为了完成某种任务而写作就不精深就无原创性——博士论文也是为了完成拿学位的任务,只是大凡一个学者在博士毕业之后,就会有诸多杂事分心,而现有的研究项目周期大不了三四年,以这么短的时间去完成一本又一本的“专著”,怎样作到精深和原创?我之所以这样看有一个基本假设,即绝大多数学者的智商是差不多的,这样一来,能否出优秀作品的变量主要看他有效投入研究的时间,时间越长,越是深思熟虑,越是精雕细琢,出有价值的精品的可能性越高。更糟糕的是,如果大家都赶着一本一本地出“专著”,结果只能是大部分专著没人有时间认真去看,即使有知识和学术贡献,也有可能被淹没。即使是博士论文,目前国内博士那么多,博士论文数量惊人,又有多少是真正具有知识和学术贡献的?我想,比较现实的心态可能就是,在中国真正完成一篇博士论文,只代表了你有过系统研究的训练而已,至于知识和学术贡献,恐怕也不能苛刻地要求每一位博士;同样,也难以苛刻地要求每一位学者。

再说译著,不少对国内“专著”失望的学者,将知识和学术贡献的希望放在译著身上。他们大多有一个假定,国外的学术积累相对深厚,学术专业化水平高,优秀著作的学界遴选机制相对健全,翻译那些已被公认的国外优秀著作,不仅可以为国内学者提供参考,更可以提高译者和读者的研究水平。从理想状态看,这种期待是成立的。但反观现实,我发现很多译著的知识和学术贡献也不大。一是,如果翻译的著作的确有很重大的知识和学术贡献,那也是作者本人的贡献,译者只是转译和传播的贡献,从知识和学术突破本身而言,译者并无多少实体性贡献。如果要讲译者的贡献,可能在于在翻译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思想和本国语言的神韵凝练出来,以及译本刺激国内读者以后,使国内的研究者最终作出新的知识和学术贡献。二是,当前翻译界的“大跃进”。出版社要求的翻译周期一般都很短,一两年就要交稿,而译者大都不会专门作翻译,时间所限,只能仓促交稿,译本比英文还难读。三是,翻译者不合格,要么非专业的人翻译专业著作,要么知识面狭窄的人翻译知识面宽的著作,要么受过专业训练但国文功底薄弱的人翻译,面世的译著不忍细看。除了造成误读和浪费时间之外,还奢谈什么知识和学术贡献?

再说教材。我参与过几本政治学方面的教材写作。深感国外的优秀教材那叫一个好。我经常给学生讲,如果看政治学的教材,看国外的就行了。也就是说,如果国外有好的教材,好好地翻译过来,可能比粗制滥造地编一本“国产”的教材更有知识和学术贡献。但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学科,最终要有一定的自主性,所以在话语、思维和理念要作一些基本的本地化。在这个意义上讲,写作“国产”教材又是必要的。问题是,国内教材的写作市场存在问题。由于教材在现有学术评价中位置偏低,人们对教材的学术要求也不高,一般的学者都懒得写教材,或者不下大力气去写教材。另一问题是,教材本应由该专业最权威最老道的学者编写或合作编写,但国内现在的教材不少都是由年轻人编写。教材编写得好,对于本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与传承,自然功莫大焉!但好的教材,其编写何其之难!没有对相关领域的长期研究和深刻把握,没有丰富的教学经历和文体工夫,没有对国外研究的全面阅读,怎么可能写出既有知识传承又有独特风格的教材呢?现在还有多少人愿意花费那么长的时间去写教材呢?

还有就是媒体短文。媒体短文写得好,可以出思想,出个性,可以启发人,打动人。但短文的知识和学术贡献毕竟有限,除非个别写作高手,能将专业训练和精巧文字完美结合,写作既不失专业深度又颇受欢迎的短文。但说到底,短文只是知识和学术的语言转化,属于普及性工作,对于没有接触过此类知识和学术的人而言,的确是“增量”,但就知识和学术本身而言,依然也没有多少贡献。

而至于普级性读本,与媒体短文一样。对于圈外的读者有价值,具有社会意义,但对于知识和学术本身,没有直接的贡献。真要追问其长远的贡献,可能就是普及性读本培养的读者中,会产生研究的兴趣并作出知识和学术的突破。这一点与媒体短文潜在的贡献也是一样的。

对学者来说,其最大的使命在于知识和学术的传承和创新。但深究下来,大部分研究和写作并无知识和学术上直接的创新性贡献,只能说具有一定的传承和传播的贡献。而作得不好,可能连这一点贡献都没有。

而现在,一不留神就作得不怎么好。

反思的结果是,学者忙点没有问题,但学者太忙肯定是有问题的。只能集中精力作好某一件事;二是,作了一些无知识和学术贡献的东西在所难免,但必须及早停下来,致力于真正的研究和写作;三是,暂时作不出知识和学术的贡献没关系,但最终要有所贡献,即使没有创新的贡献,至少也得有点传承和传播的贡献。

不必大谈宏愿,每一位学者都能作一点点贡献,那也很不错了。

                                                                                                            东湖畔面壁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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