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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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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永丰:面对亚洲农村,摆脱悲苦情绪和现代主义思维[转载]  

2011-06-28 18:32:3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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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东方早报》,2011年4月29日)

      早报记者 石剑峰 实习生 曹柳莺

      农村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生产与供应的价值,而更多的是一种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关切,以及对于人类文明可能性的再挖掘。
      林生祥谱曲演唱,钟永丰作词,这似乎成了人们对这两人的固定认识,但钟永丰更在意的身份——是一位扎根在台湾南部农村的社会运动家。他从1990年起开始领导家乡美浓农民反抗水库的修建,揭露和反抗工业化对传统农业的侵蚀。到了1999年,35岁的钟永丰被吸纳入当地政府,先后出任高雄县政府机要秘书、高雄县水利局长等职。现在,钟永丰名片上唯一的职务隶属于“财团法人浩然基金会”。林生祥曾这样评价搭档,“永丰才是社运的天才,他能把所有资源统合起来,知道该用哪个人去负责什么,我则是他在音乐方面用的一个人。”昨天,和林生祥一起来上海演出的钟永丰,在其居住的小旅馆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他的很多农村经验对大陆知识分子的新乡村运动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台湾环保运动发源于农民运动
      东方早报:台湾作家蓝博州一个观点是,国民党白色恐怖造成了台湾工运和农运虚弱,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钟永丰:我个人不太抱有历史决定论,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后来选择回到农村的原因。我们更强调的是主动去参与,而不是过分拘泥于历史上曾经有过什么。历史上的东西我们的确需要理解,但这些并不是决定一切的前提条件。
      但我和蓝博州有着一些共同的社会运动经验,比如我们都在1990年替一个新成立的工人团体竞选“立法委员”,但是后来差了几千票没有选上。更早些时候,我们也一起参与过1980年代的农民运动。后来,我选择长期地呆在基层,也就是农村,面对较多的是各式各样的农民,或是那些扎根在地方的群体,包括老一辈士绅、乡村中产阶级,甚至还有所谓的黑道分子、小混混。
      东方早报:台湾社会运动有趣的地方在于,社会运动和环保运动联系在一起。
      钟永丰:台湾在进行工业化时,几个人想集资开一个工厂,他们不用考虑地理位置,不用考虑排污等等。所以当时台湾就发起了很多自力救济的运动。因此,台湾环保运动实际上发源于农民运动。这也是为什么,台湾的环保运动与西方的环保运动有所不同,西方的环保运动往往是由一大批中产阶级主导的,而台湾环保运动的直接参与者则是戴着笠帽、拿着锄头的农民。
      东方早报:《天南》杂志创刊号是关于亚洲地区新农村建设,你曾从大学、城市回到农村,就你的台湾经验,知识分子回到农村进行乡村建设的可能性在哪里?
      钟永丰:首先要纠正两个认识上的偏差。第一,知识分子不能老把自己当成一个启蒙运动者;第二,知识分子不能过多带着现代主义眼光看待农村。如果返乡进行农村建设的知识分子带着这两个思维,单就台湾本土来讲,这样的意识所进行的实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的范例。很多秉持这样观念的人往往重又带着失望与挫伤的情绪离开农村。
      如果带着启蒙者或是民粹主义的观念和农民交流,有可能丧失很多与其产生深入连接的可能性。我之所以强调应该要去掉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来看待农村,是因为我们不能忘记,农业在亚洲已经有了上千年的累积,不管在技术上、生产组织方式上,还是在人的哲学高度上,都不是能够简单概括的,也不是用现代主义的几个标杆就可以衡量清楚的。


      “农村的脑筋”在现代化过程中已经没了
      东方早报:那你个人的实践成功吗?
      钟永丰:刚开始回到农村决定该如何开展农村工作之前,我进行了大量的聆听、访谈与阅读,并试着区别整个农村环境中不同的人的不同作用。这样我就知道,我先要组织哪些人,又要对哪些人进行舆论上的说服或施压,还有就是要首先争取哪些人的支持。
      东方早报:也就是不能用台北精英的方式去治理乡村?
      钟永丰:台湾三四十年现代化发展,就是农工逆转与城乡逆转,也就是说农村知识分子都被吸纳到城市了。可是在以前,在任何一个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村人口的组成都是非常立体的,“劳心”与“劳力”从未分开过。为什么那么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返乡?是因为农村的“脑筋”在现代化过程中已经没有了。
      东方早报:你开玩笑说,台湾就分两块,一块是台北,一块是非台北。台北是台大在管,非台北的是黑道在管。
      钟永丰: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整个农村治理权的争夺根本不是在比脑筋,而是在比拳头和力气。农村中产生了“知识空心化”的现象,这个是值得警惕的。而此现象在台湾曾经非常严重,导致1970年代末到整个1980年代,台湾农村的行政系统与民意代表系统几乎都由黑道把持。所以我在前十年的工作中,在各个地方的县议会,看到的都是这样的状况,这是一种失控的社会生态,只有特定的人才能协调当地社会一切资源与利益的冲突。知识分子已经退位了。我觉得,大陆在社会转型期,也必须对这样的情况多加小心。


      重建价值观和认识论,再回到乡村
      东方早报:但按照现代化路径,精英涌向城市几乎是不可逆转的。
      钟永丰:我认为,台湾的农村运动可以给大陆一些经验。比如,199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通过不断地反思,以及对于“三农”问题的非现代式的理解,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从农村传统出发来理解农村。因此,农村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生产与供应的价值,而更多的是一种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关切,以及对于人类文明可能性的再挖掘。所以,只有通过整个价值观与认识论的重建,才有办法让知识分子摆脱悲苦的情绪,重新回到乡村。面对亚洲农村,我们需要再来一场“启蒙运动”。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始终以现代主义的眼光看待农村,那么对于农村问题也只能是硬生生的“量化处理”。
      东方早报:在你看来,城市精英还能回流到农村吗?
      钟永丰:1990年代开始,有很多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在城市生活了几年后,开始意识到都市似乎是一条绝路,因此,有一大批人重新回到农村。他们的返乡没有充斥着悲壮的情绪,而是非常享受在农村的生产与生活。这批选择在农村扎根的人,他们不为任何政党服务,不为意识形态服务,而是为自己的生活服务,完全是一种“蹲下来”的状态。过去的运动总有某种政党的意识形态作为主轴或者指导利益,而现在这个东西消失了。而且个体之间的连接是去组织化、去中心化的,这些也都依靠电脑和网络得以实现。他们不依附于政党,但是他们也很擅长利用政党和运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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