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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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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人心是怎么变坏的——专访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转载)  

2011-08-30 11:52:1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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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南风窗》2011年第18期(记者 石勇)

  在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眼中,道德败坏的人,其实就是精神上有病。

  个人如此,社会亦然。

  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中国社会在精神上“变坏”的征兆,王晓明、朱学勤等学者曾经发起过影响波及全国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将近20年过去了,情况让人痛苦:“人文精神”无处寻觅,而道德和人性的底线屡屡被突破。

  和英国作家狄更斯所描述的不同,“最坏的时代”不可能同时是“最好的时代”。精神、伦理和人性的堕落状况,不仅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命运,也威胁到“社会”这个“合作体系”的稳定,并给它朝向民主、自由、法治的转型制造巨大的风险。

  “中国社会人心是怎么变坏的”?它的逻辑和轨迹如何?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上海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明教授。

  “坏”从社会逼迫个人扭曲自己开始

  南风窗:说起中国社会现在是什么样子,大家都有直观感受——比如贫富悬殊、司法不公、阶层固化、信仰缺失、道德沦丧、人性溃败。一个不认为这一切很合理的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中国社会会变成这样?

  王晓明:是挺严重。但为了更清楚地看到问题所在,我们可以找一个突破口,就是人心——人心是怎么变坏的。

  假如有一个小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话,一开始对于坏的东西是不知道的。但经历社会化,一直到中年,我们来观察,他所接受的价值观念、社会游戏规则,会让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小学和中学10年,影响一个人最大的东西是什么?是应试教育,一切都为了考试。应试教育对小孩影响最大的就是他们一直被大人的意志操纵,像看电视、玩耍,都不能被家长允许。甚至看一些书,比如奇幻类的书,也会被家长和老师认为对学习没什么好处。

  家长和老师是小孩在社会化开始时遇到的两类权威,而这两类权威口径一致,联合把小孩的自主性打掉。小孩能有多少抵抗力?

  南风窗:根据心理学的说法,大概从3、4岁开始,一个人的自我开始发育,如果他不是按照天性发展,而是被外在的权威强行扭转,那小孩就会感受到一种外界对自我的破坏性。他以后可能会报复。

  王晓明:但在报复之前,这个小孩会感觉到自己很渺小,他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他被迫接受了一个逻辑,就是为了将来一个以金钱为前提条件的“美好生活”,他必须压抑自己人性本真的东西,扭曲自己。

  南风窗:进入大学阶段,以及工作后,这些东西更加强化了。

  王晓明:进入大学阶段后是分两段的,一开始,大一、大二,很多学生是很放松的,可以过一段快乐的日子;但是到了三、四年级,问题又来了,因为你要找工作。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少年时代所体验到的东西,在大学时代仍然会被攫住。

  求职以及工作后,一个人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由关系等游戏规则决定工作机会、稀缺资源分配的社会。他痛苦地发现,很多事情并不仅仅取决于他的努力。

  南风窗:他又体验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王晓明:每次都给他无力感。以前他只是无法反抗学校和家庭的权威,但后来他发现,社会并不公正,他更无力反抗。

  可怕的心理“劳动强度”

  南风窗:在社会不公正的强大力量中,一个人要让自己心理不失衡,不变态,甚至精神不崩溃,需要一种“情感支持系统”。

  王晓明:爱情类似于你所说的这个东西。它可以给一个人力量。但如果他发现爱情都不断地被现实的考虑所侵蚀、算计、破坏,那将是一个非常重的打击。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个年轻人很穷,或者一个灰姑娘,能够找到和自己一起奋斗的人的话,他的精神状况会是比较好的,他会有一个很正面的东西。但在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日渐稀少,更多人体验到的是沮丧,是精神结构的被破坏和畸形。

  这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一个人正面的东西,比如做一个正派人的尊严,会慢慢被破坏掉。另一方面,他越来越体验不到非功利的、物质以外的美好价值。

  南风窗:精神分析大师、西方文明的诊断者弗洛姆说,爱和创造性的工作是人克服和世界的分裂的重要途径。这两条路都被截断的话,社会必然出现病态。

  王晓明:上面所假定的这个小孩成为一个白领了,这不算是一个太坏的结果。但他可能会面对什么?劳动时间很长。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都是这样。

  在中国,很多人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企业运转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它榨取员工心力的功能也在增强。为了保持收入不降低,为了得到一个不坏的评价,它需要一个人付出心理上很大的劳动强度。

  《南风窗》:你提出的这个概念,也就是劳动的“心理强度”很有意义,劳动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这可以解释一些白领的“过劳死”。

  王晓明:心理上的劳动强度意味着你下班了,看起来你是在家里休息,但是,你没有从容的心情去读一本需要动脑筋的书,或者去看一部需要思考同时也让你轻松的电影或话剧,或很好地和家人交流,因为这些都需要主动投入心力,但你需要的只是放松,只是恢复劳动力。在既有的经济结构上,一个人“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阻止了他在精神上提升自己。

  《南风窗》:可以这样说,你前面所说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人心变坏的基础或背景。

  王晓明:是。社会是让一个年轻人的自主性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当一个人进入这个社会后,他对这个社会是不是公正的判断是增强还是减弱了?一个人进入社会以后,体验到的金钱以外的价值是多还是少了?可以说,这是决定一个人的道德和精神状况的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可以断定,一般或普遍来说,社会的道德状况只会越来越差。

  财富分配不合理抵销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

  《南风窗》:中国社会道德和人心上所出现的问题,似乎随着经济发展而加重。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道德和人性的堕落。对此怎么解释?

  王晓明:一般来说,经济的发展,人的生活富裕,摆脱了贫困的压力,人心会变得松驰,比较软。像我们这一代人,由于当时贫穷,人际关系比较紧张,人比较“硬”。但现在的小孩,对人的敌意没有那么强烈。

  《南风窗》:这里有不同的关于“他人”的预设。在你们那一代人,一个人肯定和“我”有关,无论他是朋友还是敌人,但在这一代人中,他人和自己没关系。

  王晓明:现在的年轻人因为环境不同,不会感觉到很多东西和自己有关。在前段时间的上海火灾中,为什么有20万人去抗议?是因为他感觉到,我坐在家里,火会从外面烧进来。他就会想,如果我坐在家里都不安全的话,那没退路了。

  中国社会碰到的是这样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确实可以让人变得不那么充满紧张的时候,财富的分配却极不合理。这就抵消了经济发展对于改善人的伦理和精神状况的正面作用。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经济的发展只是增强了他们对经济压力的感受。如果大家都很穷,我也焦虑,但焦虑不会严重。而现在经济压力很强大,社会贫富悬殊,它的结果就是对低收入者的刺激放大了。虽然他们的收入也在提高,但他们收入的提高赶不上贫富差距拉大对精神刺激的强度。因此,总体来说,他从经济发展当中受到的影响是焦虑的增强,是心理更加失衡。

  权力腐败毒化社会道德意识

  《南风窗》:受到的刺激还有官员的腐败。

  王晓明:经济的问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权力的问题,就是以官场为核心的社会腐败。社会腐败是从官场里蔓延出来的。

  虽然我们仍有很多很好的干部,但你要问今天老百姓什么群体是最坏的,他会选择回答说是官员。一方面,老百姓感受到官场很坏,但另一方面,感受最强烈的,却是奈何不了它。

  今天民众获取资讯的途径已经非常丰富,但是,在满足民众的知情权上,政府做得并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对官场腐败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以前由于信息缺乏,愿意把腐败看成是一个局部的现象,而也因为这样,才有勇气去抗争、去上访。但资讯的发达很难让人把它看成是一个局部的现象了,去抗争的努力很容易失败。

  这就给社会的伦理状况造成了影响,就是当你意识到社会的恶很强大,你所有的东西都被它管制,而且你奈何不了它的时候,我前面所讲的几个因素都会发生,觉得个人很渺小,觉得没有自主性,觉得社会不公正。那能有什么后果?或者参与狂欢,或者心理上很受伤害。普遍的状况就是对恶不会感觉到有道德上的责任。

  头脑知道对错,但身体不配合

  《南风窗》:文化状况呢?

  王晓明:文化状况也非常糟糕。在过去,经济对文化行业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但现在是经济直接影响文化。这里面起作用的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它有一个逻辑,就是如果不生产出和它配套的文化的话,它没办法顺利运转,因此它也直接来生产文化。

  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以及它所生产出的文化,都会对人产生深刻的改变。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它让人的身心很疲惫,培养一种依赖性。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不要说城里人,就是现在农村年轻人也做不了农活。他已经丧失了和自然接触的能力。人很懒惰,这不是说他本身懒,而是受到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文化对他生活的训练。他的很多情感表达,都习惯性地通过消费来表达,比如,对人表示“感情”要请吃饭或送礼物。

  《南风窗》:好像离开了这种表达方式,一个人就不会表达。

  王晓明:这些东西都在潜移默化一个人的被动性。他没有自主性,没有选择。出现的问题就是,脑袋可以想清楚,身体不配合,做不到。

  南风窗:以资本逻辑来支撑它运转的社会,需要制造两种东西。一种是根据契约原则而在市场上流动的“劳动力”,另一种是一个社会的人所普遍具有的“社会性格”,尤其是要制造“消费者”。你所说的出现人的疲惫、倦怠,事实上都是“消费社会”制造出来的。

  王晓明:是。一个人从早上一睁开眼,就要体验被动性。在生活里不断地体验被动性,他主动的东西就越来越少,而被动性越来越多。

  而我们所说的道德选择,都是非常具体的选择。尤其是在道德状况不好的背景下,要选择做一个正派人、一个有良知的人,更必须是主动的选择。

  《南风窗》:也就是说,他知道什么是对是错,但对被动性的体验让他做不到?

  王晓明:对。脑袋是清楚的,但做不到,他缺乏身体的配合。他的身体已经被改造了。

  总有一套歪理来为不能坚持良知辩护

  《南风窗》:在一个精神正常的社会里,哲学及人文学科中的知识分子起到一种重要的作用,并且被普遍尊敬。但在中国,这么多年来他们不断地被边缘化,这种现象和一个人的身体被资本逻辑、消费文化改造的现象,好像是同步的。

  王晓明:是有一个社会结构性的变化,就是经济利益、资本逻辑成了社会生产的主宰力量。在20世纪90年代后,政治结构实际上也越来越明显地按这个逻辑重新组织起来。

  当政治和经济强势力量联手改造社会的时候,它们势必要改造这个社会的文化再生产机制。一个现象是,在大学里,基础性学科下去了,而运用性学科则上来;与此相关的,是可以运用工具理性分析的学科上来,而不能用工具理性分析的学科下去。这是一个整体性的转变。

  当整个社会被纳入资本逻辑的时候,它就建构了一个强大的利益结构,在里面是没有道德空间的。所以,专家越来越不说人话。

  南风窗:专家坚持良知的话,不符合权力—资本的游戏规则。

  王晓明:现在是,只有已经放弃了对社会需求的人,才能坚持基本的良知。还坚持对社会有所求,还想加入到这个结构里而不出卖良知,就很困难。特别是年轻人,他有诸多顾虑,不能坚持自己的自主性和道德底线,他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但很难做不到。

  这样问题出来了,他会有愧疚感。会有压力。所以社会其实有一个巨大的需求,就是发明形形色色的说法,减轻这种压力。各类莫名其妙的自我辩护的说法,其实是用来满足这类需求的。

  个人介入公共事务没多少正面体验

  南风窗:当不能坚持良知而可以合理地得到辩护,以致形成每个人进行思考和作出选择的社会和心理背景,那实际上也等于说,出现药家鑫类的人,基本上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只需要一个“刺激”。

  王晓明:是。今天的人其实都不笨,当他加入公共议题去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要有良知,但他往往守不住,不得不放弃,这种痛苦会影响他对公共问题的讨论,会往他不知不觉地偏到能减轻自己痛苦的歪理上去。比如药家鑫案,就是底线崩溃的表现。

  南风窗:药家鑫案中有一种声音“假如是我,我也会这样干”,这种声音现在似乎比较流行。比如说,“假如我是女人,我也会当小三”。这种声音背后有这样的逻辑:这是社会逼的,所以,不要问我有什么责任。但这样说话和行动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也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也会作为“社会”影响别人。

  王晓明:要一个人反省“别人这样做,我也这样做”可能不对,这需要他对社会公共事务的介入有一种正面的体验,他要相信,因为他对公共事务的介入,社会能够得到改变。

  但那么多年来,个人介入公共事务,有多少成功?维权,代价往往惨重。

  如果一个人在公共事务中没有正面的体验,他就会觉得,他是他,社会是社会。而在心理上预设社会和他没关系的时候,反应就来了,它当然比我大了。

  可以看一下美国社会,它在形式上是两套系统。在公司里它的残酷性远超欧洲,但在社会上,它有选举制度。因此,在公司里,他可能感觉没什么好反抗的,但在社会上,他可以自由地说话,而且一般会有效果。但我们的社会,没有这样的东西。有些人当然可以说美国的民主有问题,但它给人的正面体验是难以否认的。

  糟糕的道德状况会给社会制造巨大风险

  《南风窗》:糟糕的道德和人性状况,会给我们的社会造成哪些后果,特别是正在剧烈转型的今天,以及未来?

  王晓明:最大的后果就是社会抵抗风险的能力非常差,稍有风吹草动,就一塌糊涂,另外,它的自我拯救能力不强。

  《南风窗》:现在很多人都感觉到了,而且,被无力感攫住。

  王晓明:我想,所有的变革,其实都有一个东西在逼迫它,就是现实经验。晚清之所以要变法,要变革,就是大家都感觉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大家都有一个社会共识。它也像文革后,社会共识在形成,才有改革开放一样。今天,这种共识所产生的力量,仍然是挡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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