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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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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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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乡村民办教师的命运让人触动——读《天行者》  

2011-10-06 19:54:2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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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乡村民办教师的命运让人触动——读《天行者》 - 学术之余 - 刘伟的博客
 
 

从书店买下《天行者》(刘醒龙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我花了国庆长假中的一些零散时间,慢慢将其看完。这可以说是今年读到的唯一一部触动我的长篇小说了。

人的成长经历往往决定了他内心深处的阅读趣味。比如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自己读到的最动人的一本小说。原因很简单,路遥的描写虽是西北乡村,但毕竟是中国的乡村,他所讲的所有故事,我都能够从自己的经历去理解、去想象。

这回的《天行者》也是如此,小说虽然远没有《平凡的世界》厚重,但却实现了主题的聚焦——民办教师的处境与命运。当初决定买下它,也并非因为它是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而是封面上“零距离描绘中国乡村教育现实”、“民办教师的纪念碑,乡村学校的艰辛史”的介绍。我小时候就读的那座村小学,其中的老师就是民办教师。乡村教育,民办教师,乡村学校,多么熟悉而亲切的字眼!

小说的描写如此真实,我甚至觉得它应该属于报告文学的范畴。小说的文字也并不华美,毋宁说是朴素。整部长篇小说(由三部前后连贯的中篇构成)弥漫出的浓郁的乡土气息,直让人感同身受。那座小学,那些民办教师,那些中小学生,全都鲜活地呈现于脑海中。

小说让我感受最深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转正”给民办教师带来的悲剧性的煎熬;二是,当初的乡村学校和乡村教师,深嵌于当地的乡村社会。

之前我并没有想到,“转正”会对一个民办教师具有与生命同等的重要性。余校长的妻子在填写转正表格之后才安心离世;余校长、邓有米和孙四海,一生的惦念就是转正;而小说中几乎所有主要人物的冲突与和解,也都与转正指标怎样分配有关。

转正为何如此重要?只有当事人才能完全体会。

民办教师,不仅工资少得可怜,而且由乡教育站和村委会共同负担,特别是村委会,经常不按时给付,这就使他们不得不使尽各种手段去村长那里讨要。而公办教师的工资,由政府财政全额拨付,更重要的,公办教师是国家的人,“村委会都不好指使了”。说到底,对从事乡村义务教育一辈子的民办教师来说,转正事关他们的“尊严”。而这种“尊严”,需要国家最终的“权威认证”。

中国这样一个号称重视教育的国家,在长期的“义务教育”史上,只给予了城市大力的财政支持,理由是国家贫弱,只能先照顾到城市。乡村小孩的“义务教育”基本上都由这些民办教师来承担。国家本来有义务承担义务教育阶段的全部经费,但在我们这个国家就变成,乡村和学生家长有义务在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义务教育——对此教育部门经常下来检查验收。然后,政府每年又下拨少量的转正指标,让众多民办教师们去争抢。每一次下拨,都牵动着民办教师最敏感的神经。指标的每一次分配,都会引发公平与否的争执。说到底,转正指标成为机会紧缺条件下民办教师之间冲突和怨恨的根源。到最后,国家又决定将所有的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但在具体的政策落实当中,却又要民办教师买断之前所有的工龄。结果,民办教师自从教以来所获的工资总额都不及这个天文数字。民办教师自己掏钱,买下国家给予的一个头衔——“公办教师”。而这本来就是他们早该得到的。即使这样,他们也同样激动,同样满足,同样幸福。在领到第一笔公办教师的工资时,邓有米双手还是颤抖。而那些“占用”了转正指标的年轻老师,在走出界岭小学之后,永远也走不出心中的那份愧疚,于是想方设法在有能力的时候帮学校一把,帮当初的老师们一把。

而不管是围绕转正,还是日常的教学和其他活动,乡村学校和民办教师都是深嵌于他们所属的熟人社会中的。转正指标到底给谁,虽然每个人心里都渴望之极,但长者的担当还是起作用的,结果是界岭小学的三位资深民办教师一次次地将机会让给年轻人。就其原因,不仅是因为他们三位是“真正的好人”,更因为他们生活在周围熟人社会的道德评价之中,熟人社会让他们视面子和口碑比生命还重要。

在没有转正之前,乡村学校与村委会和村长的关系更是值得玩味。余校长为了让村小学得到村委会的支持,就想方设法帮校长的儿子“进步”,以证明学校的教育水平,也让村长怀回报之心。在这一点上,村小学不仅深嵌于熟人社会,还努力套住可能脱离乡村社会的人——村长的儿子上初中后,余校长担心村长没有继续支持村小学的动力,于是想办法用虚名让他继续支持村小学。

而对于民办教师而言,他们本身就是普通的农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农活要忙。他们承担的教学责任更是无限,不仅要完成升国旗这样的仪式,完成正常的课堂教学,还要负责送学生回家,余校长甚至独自承担了所有寄宿学生的生活。用小说中人的话说,民办教师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这种有人情味的教育担当,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让人感念。

对当地的村民而言,他们也从心底重视教育,尊重老师,他们与民办教师之间也保持着良好的人际往来,不管是对教师个人,还是对学校,他们也都能及时地出面出力。他们对待民办教师就像对待自家的亲戚一样。

就算村里的政治生活,比如换届选举,村小学不仅是选举展开之所,村民办教师更是关键的参与者,甚至是村长侯选人。民办教师们的意见也直接影响到村里人的投票倾向。村小学成为凝聚和表达村民心声的公共空间。由此望前追溯,村小学本身就是在老村长的主张下建立的。村小学,民办教师,日常教育和活动,全都与村子如此融洽地结合在一起,村由此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

但说到底,国家毕竟没有尽到她应尽的义务,广大的民办教师默默奉献了几十年,共同撑起了共和国的教育之基,而他们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埋怨过国家,他们几乎没有想到过权利,当中至多想到去上访——要求上面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怎样的国家和人民!伟大当然是伟大,但为什么就没有更多的锋芒指向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极端不合理?

比如,小说中也提到,省教育厅新建办公楼的一角都足以帮那些民办教师买断工龄。那么,政府的财政为什么不能惠及这些真正为国家作了贡献的民办教师呢?又比如,小说中余校长就说:“从最高一级制定政策的人,到最低一级的民办教师,中间隔得太远,只要哪一环脱节,问题就来了。”但最后,余校长还是将转正称为“万一有这样好的运气”。最偏远最底层的普通教育者,本是真正推动社会前进的脊梁,却成为国家举措的被动接受者和适应者,他们只能寄希望于上面“普降甘霖”,就像投硬币那样一切遵从天意。

小说讴歌了这样一群教师的伟大心灵,让他们获得了文化意义上的承认,但国家难道不应该作出更大的反思吗?小说作者并没有埋怨国家,一如这个国家的普通教师并没有埋怨国家。这或许就是主流文学的局限。毕竟文学重在挖掘人性之美,它对制度和政治的追问往往是零星的,更是薄弱的。真正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思。

                                                                                                         2011-10-6

                                                                                                      东湖畔面壁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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