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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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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君久:“左与右的博弈和中和——中国共产党内民主的机理分析”(推荐)  

2012-03-29 18:49:3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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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有了右的制衡有利于防止过左或极左,有了左的制衡有利于防止过右和极右。这就是“以极端遏制极端”。正是在这种相互制衡的过程中,无论左的还是右的倾向就都获得了其存在的价值。在一定制度的约束和规制下,左的和右的倾向双方都承认对方存在的价值,都认可对方的良好愿望,同意通过和平的沟通、协商,在博弈的过程中,互相理解、接受对方的合理主张,实现偏好转换。这样,在党内的政治生活和民主生活中,无论左的倾向还是右的倾向也都获得了存在的权利。在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同时存在的背景下,执政党的政策的形成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制约和拉扯,不断地、适时地进行调整,实现财产权与劳动权的平衡,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两方面的利益的平衡,社会保持了持续的和谐,两大群体也各自从本群体的利益要求的角度对执政党和政府政策予以接受、认可和拥护,执政党的执政权和政府权力也从各个群体的利益平衡中获得了合法性,从而巩固了自己的执政的基础。

 

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形成机理:

2004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党的执政能力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的命题。人的能力有大小,能力的生物机理在于耳聪目明,脑子好使,加上后天的学习和历练,能够做到信息灵,反应快,有办法,有主意,有决断,有担当。一个政党也是这样。执政党执政能力,具体表现为了解和体察种种国际国内、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问题,化解种种社会矛盾、整合社会利益和社会力量的能力。要形成这些能力,同样需要一种机理,这就是制度和这种制度所形成的机制,而不是依赖某个领袖人物的英明和灵感。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制度和机制首先是党内的制度和机制,执政党关于发展战略和社会政策的制定,最终是协调和整合党内各种意见、方案的结果,是党内的各种制度运作的结果。

因此,要提高执政党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就必须发展执政党内的民主,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都提出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的任务,“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发挥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等。值得探讨的是,民主不仅表现为一系列的具体制度和程序的安排,民主制度的实现更需要民主精神的支撑。什么是民主精神?就是在事先制定的制度的规制下,和平地、理性地、自由地、平等地与不同意见争论和妥协。党内民主的精神就是承认党内不同意见的存在,并开展和平、理性、自由、平等的争论,在争论中实现妥协。不同意见的存在是客观的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政党,又是需要统一意志的,党的统一意志是保持党的战斗力的重要前提。但是,党的统一意志只能是通过整合党内的各种不同意见,通过的平等的协商来实现。所以,党的统一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凝固的状态。党内的民主过程,说到底是不同意见、不同倾向之间的宽容、平等、理性的协商过程。统一可能不断地打破,又不断地达成。

 

二、左与右两种意见的存在是一种制约

不同意见的存在也是一种制约,没有不同意见,就少了制约的重要因素和重要环节。在马克思时期,无产阶级政党有多个,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就存在多个派别,马克思是承认党内多个派别存在。在列宁初期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就是政党内部的两个派别,这个派别到斯大林时期就被人为地消灭掉了。毛泽东曾经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认识到党与派的存在对反专制、求民主的重要性,

从党的历史上看,党内存在的不同意见,大体上可以化约为左与右两种意见、两种倾向乃至两种派别。历史的经验说明,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是社会思潮和政策路线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这里所谓“一种倾向”和“另一种倾向”,说到底就是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所谓“掩盖”,就是当人们普遍警惕右的倾向而致力于反对和克服时,却极有可能忽视左的倾向,以至于这种倾向逐步发展并最终成为普遍的、极端的倾向,结果对社会、对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造成严重的破坏。反之亦然。

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左和右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内涵。200310月,温家宝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指出,在中国现阶段,不切实保护广大劳动者,特别是进城农民工的基本权利,他们就有可能陷入狄更斯、德莱塞小说中所描述悲惨境地。不切实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就难以积累和吸引宝贵的资本。因此,“中国政府致力于两个保护,一个是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一个是保护财产权利。”温家宝的这番讲话,提出了协调和处理各种现实的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路,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社会条件下左和右的内容和实质。

政治学关心的是社会公共权力如何解决全局性的利益关系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具有全局影响的就是财产权与劳动权的关系。无论是发达国家的政治史,还是近十多年来国内“左”“右”两种社会思潮的交锋,都说明无论两种社会思想采取什么样的理论表达形式,所谓“左”的倾向,总的来说表现为偏好保护劳动权,所谓“右”的倾向,总的来说表现为偏好保护财产权。而过左或过右,甚或“极左”和“极右”,则意味着要么通过侵犯甚至剥夺财产权来实现劳动者的权利,其实际后果则往往是脱离社会实际的绝对平均化从而鼓励懒惰、抑制所有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要么反过来片面地强调财产权,无视劳动者的权利,其实际后果则往往是助长投机和暴富、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从而挫伤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因此,无论极左还是极右,最终都会造成社会的严重不和谐。

从另一个角度看,财产权和劳动者的权利又可以表现为人们所说的强势群体的权利和弱势群体的权利。因此,我们既要积极鼓励强势群体,又要注意保护弱势群体。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鼓励强者,就不能发展先进生产力,这个社会就没有动力,没有活力,没有希望;如果不保护和照顾弱者,这个社会就没有仁慈,没有仁爱,没有安定。

 

三、左与右的博弈与中和需要一种机制:

在西方国家同样存在左翼和右翼两大派别,他们都是在两党制或多党制下的活动的。无论两党制还是多党制,都是由一个左翼政党或政党联盟与一个右翼政党或政党联盟轮流执政,如英国的工党与保守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联盟,法国的社会党与由戴高乐主义的的政党发展至今的人民联盟,等等。这些左翼政党都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在美国,虽然没有社会民主党这样的政党成为主要政党,但民主党与共和党也通常被视为美国政治中的左右两翼。因此,西方国家的左右两翼之间的相互制约、平衡是通过两党制、多党制实现的。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并不存在搞两党制、多党制的条件和环境,要建立左与右的博弈和中和机制,就只能也可以通过发展和健全中国共产党内的民主来实现。中国共产党要保持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就必须具有保持社会的持续和谐的能力,具有洞察劳动与财产的冲突、缓和和控制这种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内的能力,这就需要在党内形成不断地防止左和右的两种倾向的机制。

我们不可能依赖某个能够洞察一切、始终不左不右的天才领袖,而是要建立一种机制来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领袖也是人,而不是天使。任何个人,只要他是一个人,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个人经历、情感、兴趣的限制。历史已经教训我们,无论多么英明的领导人,也不可能是一个始终不左不右的救世主。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中,党内民主是比较充分的,正是由于有这种民主,经过了左与右的两种倾向的拉扯,才有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无论左的倾向还是右的倾向,尽管持有这种倾向的人可能都怀有某种良好的愿望,但是,如果没有一种机制来防止某种倾向走向极端化,当出现一种倾向占据上风时就不可能遭遇有效的制约和抗衡,从而导致越来越极端化的结果,甚至由于个别领导人的兴趣和心血来潮,而把事情发展到积重难返、甚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为了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就必须发展党内民主。而正确的、英明的、“不左不右”的路线、政策,就有可能在左的倾向与右的倾向相互抗衡制约中形成和实现。如果只允许一种倾向存在,无论左的还是右的都很难避免错误甚至走向极端。如果有两种倾向相互抗衡制约,则可能走向中和、中庸,从而避免错误,及时纠正错误,避免极端。

有了右的制衡有利于防止过左或极左,有了左的制衡有利于防止过右和极右。这就是“以极端遏制极端”。正是在这种相互制衡的过程中,无论左的还是右的倾向就都获得了其存在的价值。在一定制度的约束和规制下,左的和右的倾向双方都承认对方存在的价值,都认可对方的良好愿望,同意通过和平的沟通、协商,在博弈的过程中,互相理解、接受对方的合理主张,实现偏好转换。这样,在党内的政治生活和民主生活中,无论左的倾向还是右的倾向也都获得了存在的权利。在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同时存在的背景下,执政党的政策的形成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制约和拉扯,不断地、适时地进行调整,实现财产权与劳动权的平衡,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两方面的利益的平衡,社会保持了持续的和谐,两大群体也各自从本群体的利益要求的角度对执政党和政府政策予以接受、认可和拥护,执政党的执政权和政府权力也从各个群体的利益平衡中获得了合法性,从而巩固了自己的执政的基础。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建立,不管人们是否喜欢,社会利益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出现了急剧的分化,而这种分化可以被简约地分析为构成社会多数的弱势群体与构成社会少数的强势群体的产生。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分野表现为对各种社会资源(包括经济的、社会的、舆论的和政治的、行政的)的占有的不均衡。但是,所有的利益群体都会始终致力于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一方面,强势群体多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成功者、获利者,往往凭借在社会舆论和政治的、行政方面所拥有的优势大力伸张财产权,另一方面,弱势群体由于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付出了较多的代价,利益受到较多损害,因而对改革开放的合理性产生质疑,甚至表现出某种怀念极左的、平均主义时代的心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不和谐的因素逐步积累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必须运用所掌握的国家权力承担起调节社会矛盾、缓和冲突的责任,及时地发现不和谐因素,采取相应的政策化解矛盾和冲突,尤其是关注弱势群体的疾苦和诉求,竭力避免他们因为对体制丧失信心而从体制外寻找谋求利益的手段甚至“总解决”的途径,防止现有体制的崩溃和社会秩序的大规模振荡,社会各方都“同归于尽”。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正表明了中共领导层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

但是,现代社会矛盾的调节和冲突的缓和应该是民主的过程,亦即不同利益群体在国家政治架构下进行博弈,通过相互交换、讨价还价而实现利益妥协与均衡的过程,是一个利益整合的过程。无论对强者的鼓励还是对弱者的保护,无论对财产的保护还是对劳动的保护,都只能是双方利益博弈的均衡结果,也是各个利益群体所诉求的政策主张的最大公约数,这样才会实现社会和谐。一个社会的和谐,不可能指望或者依赖某个利益群体的单方面恩赐、谦让或者克己忍受,政府的合法性也不可能只是依赖某个利益群体的单方面认可和支持。每个利益群体体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与其他利益群体的共存、互惠和双赢。但是,强势群体由于掌控社会资源的优势地位和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法则的驱动,一般来说不可能自愿地“授惠”予其他利益群体,这就需要建立一种制度来保证不同的利益群体能够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并相互沟通、相互协商、相互理解,“迫使”各个群体尤其是强势群体谋求与其他群体的共存、共享、互惠,这种制度只能是民主的制度。民主制度为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提供了利益表达的渠道,使他们获得了参与利益博弈的权利和手段,因此任何利益群体都有权利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最大化又只能在与其他利益群体的相互抗衡中实现。因此,在左与右之间只有保持某种共存共处、相互抗衡的格局,才可能比较有效地防止社会公共权力机关过度地偏袒某个利益群体,防止和纠正极端化的亦即“极左”和“极右”的政策,从而有效的避免社会不和谐因素的积累,避免社会失衡和体制崩溃。

 

本文的基本观点写于2005年9月并以“从社会和谐到和谐社会”为题演讲于在南京召开的各省市社科联全国年会暨全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次年又以“左与右的博弈和中和──关于社会和谐机制的政治学思考”为题先后在湖南大学、西南大学做过学术演讲,并以“和谐社会的和谐机制——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学思考”为题,发表于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出版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2010年5月又在荆州召开的党内民主研讨会暨湖北省政治学会年会上以“党内民主的机理分析”为题做过演讲

 

 

    (来源:谭君久教授的博客http://jjtan9.blo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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