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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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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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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现代的学术,不自由的学问  

2012-03-08 12:39:1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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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看到邓曦泽先生在《学术月刊》(2011年12期)上的撰文,颇有同感。文章将现代知识分子(主要是所谓作学术研究的人)的生存状态作了一个准确的概括。该文的题目是“现代学术的异化及其匡正”。说是“异化”当然没有问题,问题是现在“异化”已成主流和常态,不异化的自由学术只能到深山野林中去找“隐士”了——而“隐士”真的存在吗?或者回到传统的学术生态上,但我们哪里回得去?

文章的“内容摘要”,将核心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近代以后,经过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科学发挥出强大功能,并与资本相互促进,于是,古代学术体系逐渐演变为现代学术体系,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古今学术体系的核心变异是:古代学者掌握学术资源,无须以学术为谋生手段;现代学者不掌握学术资源,须以学术为谋生手段。这一变异衍生出古今学术的其他变迁:从非职业化、非专业化走向职业化、专业化;从自由变得不自由;从贵族学术走向平民学术;从贵族的风雅品转变为资本与权力的工具;学者从不接受考核到必须接受考核。因此,现代学术成为一个服从于资本与权力目的的异化的生产体系,它并非为学术而学术,而只是为创新而创新。而学者作为学术雇佣劳动者,不得不适应此体系,从而形成异己的现代学术生态。在此生态中,一方面,学者被异化为学术机器;另一方面,因知识是一种权力,导致专家也是一种权力。为了避免专家滥用知识而危害公众和社会,有必要对学术进行调控,强调学术责任,限制和监督专家的权力。” 

当初我选择作学问(我没有想到的是,“作学问”最终变成“搞学术”,而在我的观念中,“学问”和“学术”是有本质差别的),还是很有激情的,甚至有那种追穆先贤的浪漫情怀。觉得把问题搞清楚(为学问而学问),是一件既有挑战也特别有趣的事情,还能和学生分享,读读好书,写写文章,演演讲,还有人给发工资,多享受啊,至于其他的,就不要去管它。但这些年在高校和所谓学界折腾,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种种,越发觉得现在的学术体制(背后是权力体制)和学术生态一点意思都没有,现在的学者也越来越无趣,作学问的内在激情需要花很大的内心修炼才能恢复,因为你必须抗衡外在的各种荒诞牵制。因为现有的体制性力量,学者们变得越来越相似了,也越来越平庸。大家都不过是知识生产线上的工人,区别只在于有的人活作得好一点,有的人活差一点,有的人拿得多一些,有的人拿得少一些,有的人得意,有的人失落。附着于学问过程中的那些让人着迷的东西越来越稀有了,没有人有时间和兴趣关注研究者的心性,少有人跳出自己的小领域去关心那些永恒的大问题。一个强大的外在学术生产链条,控制着学者的学术眼界、研究旨趣、研究方式甚至是写作方式。如果完全顺着现在的这套学术体制,结果只不过是不断地刺激人的欲望,让人受制于外;却又不断地规训你的思考和话语,让人失去内心本来的活力。学者最终同样会成为被奴役的人。而学者如果没有自由,他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品质。

因此,在现在的学术体制下,或许三种状态下的学人可能相对自由一点。一种是,具备符合(或超过)现有学术体制和学术水准的“研究能力”,已然在现有体制下立足,并同时能够保有一种业余的心态去阅读、思考、研究和写作,这种人还是可以比较自由的。我所了解的不少年轻学者,之所以那么急躁于“成功要趁早”,拼命去完成各种指标,拿到职称和各种资格,除了现实利益的考虑,一开始往往还是抱着一个总有一天可以“自由地作学术”的梦想的。问题是,学者在拼命适应现有学术体制的过程中,自己的心性也会随之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等到各种资格拿到了,获得了学术上的各种资源和权力了,对学问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兴趣了,因为物质的刺激是那样直接和简单。而自由的学术研究虽然自由,毕竟是孤独、冷清而考验人的事情。少了当初的那种单纯和激情,作自由学术的动力也不一定就有多大。

另外一种是,不让现在的学术体制内的身份挤占太多时间,不与现有的学术体制合作,不按现在学术界的游戏规则玩,相反,保持独立的立场和超然的心态,按自己的兴趣和信念去探索,坚持下去,终有所得。这往往要求学者要么在现实生存上压力不大,要么能超越生存的压力过一种相对清贫的生活。特别是于人文气质浓郁的学者而言,这种状态若能保持几十年,其最终的精神气质反而会比较自由,其最终的作品反而可能会有些新意和思想。至少,作品与作者的生命是互相印证的,就算没有所谓的知识和学术上的“创新”,作品终究反映了学问之道的原有宗旨。

第三种就是那种无学术体制内身份的纯粹的民间学者。或者本来有学术体制内的身份,但因各种考虑,选择主动告别这种体制。这种人,要么以民间立场作学问,要么纯粹以业余心态作学问。或许不能写出符合现有学术规范的什么论文或著作,但他们的心灵自由和思考的热力,却可能是体制内学者难以具备的。更重要的是,因为不必接受外在的考核和牵引,他们作学问的状态可能更为鲜活和洒脱。如果这种人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卓越的思想力和表达能力,没有学术体制的束缚反而更适合他们。他们若能写出优质的作品,反而可以刺激主流学术界的那种平庸和乏味。

不管哪种状态,至少在当下的中国,就单单的作学问而言,作品很难卖出高价钱——大部分反而是要贴钱,所以不指望学术研究维持生存是学者获得真正自由的前提。因此,学者最好有其他的生存能力和收入来源,但却又对学问真正感兴趣。这对除了思考和写作身无长物的广大学者来说,都未免太不现实了。因此,他们也只能戴着镣铐跳舞了——有时甚至要向相关方面求取镣铐。只是镣铐戴得久了,也会习惯,甚而至于自以为那才叫自由,那才叫知识,那才叫学术。

现在如果还有学生问我“将来要不要作学问”,我就会说,如果你真地对学问有兴趣,最好保持这种单纯的兴趣,却不必把它变成你的一辈子的职业。如果你没有其他的生存能力,以作学问为职业也不至于那么坏——至少比其他的职业还是多了些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及思想自由的空间,但你得时刻保持对自己职业的警醒,特别是:学术这样一个职业,对你天然的好奇心和心底的关怀究竟意味着什么?

                                                                                            2012-3-7东湖畔面壁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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