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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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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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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抒曼:“我对徐斌老师文章的不同看法”  

2012-05-27 17:46: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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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记:一位本科生发来电子邮件说,在看了我博客上贴出的徐斌老师的文章“现行体制下折腾没希望”后,除了肯定徐老师的勇气和清高,更应该从现代学术生产机制上对其看法作出反思。这位学生的反思虽然是初步的,却有几分很多老师都难有的平静和客观,尤其少了那种纯粹人文主义的激愤。现征求其本人的同意,在此贴出以供大家讨论。——刘伟)

 

    徐斌老师的这篇文章让我觉得有一种悲壮感。他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和工作生涯,对于中国体制的批评是这篇文章的重点。从他的文章中我感觉他在体制中很痛苦,他对无为而治的信仰使他痛恨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我很佩服他的清高和勇敢,但是我想中国的体制也许并没有那么让人绝望。

    我不知道作者的看法是不是与专业背景有关系,他似乎主要是一位历史学者,我对于历史学的治学并不了解,但是我猜想学习研究历史学是比从事社会学、政治学研究更加安静的。学科的特性是不是影响了学术的态度?……有些学科的研究似乎更少地需要外界的物质支持,但是有些学科的研究却需要高昂的研究资金。在不同的时代,同一门学科所需要的物质支持也是不同的。对于物质的依赖也许就导致了学术立场的不独立。

    我最近刚刚看完的一本书《社会学的想象力》,似乎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下面是文中内容的摘抄:

    “社会学的改革动力丧失殆尽,它趋于研究支离破碎的问题和零散的因果关系,并在公司、军队和国家政权中被保守主义者保守地运用。由于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秩序中,这些科层组织越来越占支配地位……人们认为,能够为实现这些大制度的目标服务的东西才是‘实用的’……这种新的实用性,是对下述状况的学术回应,即人们对处理‘人际关系’的管理专家,以及对作为权力体系的公司商业进行新的正当性辩护的需求激增。这些人事和意识形态上的新需求,起因于美国社会的变迁,即工会兴起,与企业争夺工人的效忠,以及经济萧条期间公众对商业的敌视;现代公司权力的超大规模及其集中;福利国家扩张,并为公众认可,以及它对经济事务日益严重的干涉。这些发展都涉及如下转变,即高层的商业世界人士,从所谓的经济上的实用保守主义转向政治上世故的保守主义。”

    “最近几年人们所说的‘新社会科学’,所指的不仅是抽象经验主义,还包括新的非自由主义实用性。这一说法既针对方法,也针对其应用,并且这种指称很正确。因为抽象经验主义的技术方法及其科层式的运用,目前一般是结为一体的。我的看法是,由于它们结为一体,它们将造成一种科层制社会科学的发展。”

    上面摘抄的内容有些我也不理解,比如尽管作者费心介绍了,但是我还是不懂什么叫做“经济上的实用保守主义”和“政治上世故的保守主义”。不过大概我明白作者的意思,好像是随着社会背景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和关注对象发生了变化,即应用的变化,应用的变化与技术方法的变化结合,形成了科层制社会科学。我想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也是如此,首先各种科层组织发展壮大,对于科层组织的研究盛行(比如社会学中组织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的风靡)。其次定量技术被推崇,但是定量技术需要高额的资金支持。这样两者相结合,学者肯定成为了科层组织内的技术专家。不知我的看法有没有道理。我想当今学者学术精神相比于民国时期的倒退,也许不能全部归咎于学者操守的失去和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制度,而是应该联系更广大的社会背景,即科层制的扩大。

    现在的国内外学者对于科层组织都是依赖的吧,但是依赖的具体对象有差别。中国政府掌握了绝大多数的学术资源,不管是高校内部的学术资源还是国家层面的社科基金,中国内部的私人基金会发展水平好像还很低,国外基金会在中国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中国学者只能依赖政府。国外的情况就有些不一样,精英学校几乎都是私校,各种私人基金会,教会,民间团体都很发达,这使得外国学者的物质依赖具有相当的多元性,立场就不会仅仅站在政府这边了。但是中国的私人基金会、民间团体也在慢慢发展,所以物质上的依赖也许并不会永远构成中国学术的障碍。我觉得中国学术的发展的最大阻碍还是言论自由的受限,对政府的物质依赖与党政对思想的控制相加才构成了现行体制的最大缺陷。

    前面几段在宏观层面上分析了社会科学对于体制的依赖,主要借鉴了Mills的想法。下面我想谈谈我认为的学者个人层面的态度。

    哪怕宏观层面上一片黑暗,整个学术圈对于自己的“趋炎附势”行为的制度化感到心痛,但是学者个体仍然是有自主性的。

    我大一的时候曾经参加了团省委的一个调查“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我觉得那个调查真的是特别形式主义,团省委安排我们去中铁大桥局的一个工地,那是一个“模范”工地,工人的劳动条件都很好,尘土飞扬之类的场景一点也没有,工人工资也很高,很多工人都有各种保险。所以这个调查几乎没有什么意义,田野太特殊了。但是我觉得参与这个调查我还是学到很多的,我了解到这种处于优越条件的工人们的想法,知道他们的生活状况,知道了我们的学者和学生身份在工人心中引起的羡慕……那一天的调查引起我们后续的对于普通的建筑工人的好奇和思考。哪怕一天的调查,这种团省委的调查,都能够引起我这种学术功底浅陋的学生的反思,那些学术积淀更加深厚的学者,在更长时间的课题项目中应该会收获更多,哪怕是“主流”项目。说不定一个学者申报一个项目的时候纯粹是想捞点钱,但是他实际执行的时候应该多少都会有些新的学术体会,这就是有目的“社会行动的非预期后果”吧。而那些本来就是怀着学术热诚申请项目的学者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肯定会收获更大,也许某个项目的研究对象是迎合于上面的,但是在对这个对象的调查过程中也许会激发创建出具有一定抽象程度的理论。我又想起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八九点钟的太阳》里好像有这样的内容,李锐的女儿说她不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鼓励青年学生到广大的农村中接受再教育,因为进入悲惨贫苦的农村反而促使年轻人们产生对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怀疑。

    徐斌老师在文中写道“从根本上讲,教师皆成年人,并具备高等学历,属于社会上最热爱学术和教学的群体,他们有足够的能力管好自己。”这样说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一旦有人管他们他们反而不能做学术这不是矛盾吗?如果一个学者真正怀有对学术的热情,那么不管他是在严密啰嗦的管理体制下,还是在自由的空间下,他都是希望并且可能发挥其学术能力的。

    我想教育部在编制一系列政策和制度的时候,其出发点肯定是希望学术进步(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范围内),但是政策执行之后出现了太多的非预期后果。对于学者晋升的一系列指标的设置固然可能诱发学术造假等等违反学者职业道德的行为,但是设置的初衷是不是想鼓励学术研究进步呢。如果没有这些指标,或者指标极其宽松,也许有些学者会更加肆无忌惮地投入到市场经济当中去吧。制订政策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只有经过不断的调整才可能达到让人相对满意的程度。

    总之,就如“日常生活中的抵抗”所启发我们的那样,学者的自主性永远都存在,不管是在怎样的体制当中。徐斌老师的悲壮让人感动,但是也许更聪明的做法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潇洒态度,不远离也不完全拥抱体制,而善于时刻利用体制的小小空间实现自己的学术抱负。

    我的看法不是想要为体制辩护,只是觉得以体制容不下清高而纯粹的学术为由放弃学术,实在是一个太过愚蠢狭隘的理由。

                                                          201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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