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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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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当代中国的第三次启蒙”(讲座记录)  

2013-04-15 10:30:3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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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制度问题,而制度改革要有思想启蒙做先导。当代中国第三次启蒙要在对前两次启蒙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进行,20世纪两次思想启蒙都是昙花一现,没有从深层面上改变中国。

前两次思想启蒙都是知识精英启动的,这些启蒙者以民众的监护人的身份自居,认为民众都是长不大的儿童,他们不需要理性思考,只需要听启蒙者,就能取得巨大的成就。第一次思想启蒙,是在五四时期,不过救亡压倒了启蒙,启蒙被当成工具,成为更为迫切的现实需要的牺牲品,而救亡还需要传统思想。另一方面,启蒙思想家又看到民众的力量,于是崇拜大众。大众崇拜导致愚昧,启蒙运动变成新的造神运动,整个社会陷入民粹主义的陷阱。

八十年代的启蒙,对人性的思考没能达到西方启蒙那样的深刻,浮于道德化和情绪化,认为传统的都需要割除,全盘引进西方思想。这次启蒙运动在九十年代突然停止,原因在于启蒙被当成强国的工具,观念没有内化到民众心底。思想精英把西方引入的思想观念,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企图诉诸政治权力推动启蒙的深入,改变中国政治现状,这样急功近利的方式最终失败。

八十年代的启蒙有两项功能,一是消除以往的封建残余,这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二是为改革开放提供政策依据,在这方面被证明惨败。按一般原则,启蒙需要宽容,应该允许自由讨论,把问题当成学术问题来讨论,但是当时没有这样的政治环境。结果,启蒙目标是政治运动,它过于急躁,过于追求政治权力,恰好缺乏宽容精神,造成了政治关系的紧张和恶化。

前两次启蒙都只是在启蒙门口徘徊,而后退回到原地。原因在于启蒙被当成一种运动,开始时雷厉风行,结束得也很迅速。另外启蒙的过程中又受到传统的束缚,被视为对传统的叛离。事实证明,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如果没有理性的基础,启蒙就不能内化为人们固定的深层面,而只能成为性情,这样的启蒙自然没有出路。西方启蒙有古希腊的理性精神,而中国传统的是性情,就是不受束缚的狂狷之气,结果运动式的启蒙之后又回到传统的老路。没有理性精神的指导,启蒙只是学到口号,学到可操作的层面,而不能学到深层面,这样的运动往往容易被利用,导致崇拜愚昧的东西。

前两次启蒙的失败还与当时国情有关。当时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还是传统的自然经济,人们的生活还是自然经济状态下的生活。小农人格没有独立,他们需要一个救世主来稳定人心,把握国家方向。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打破自然经济的基础,农民开始进城务工,个人权利意识在增强。而另一方面,随着市场规则的建立和完善,政治制度的改革,新的问题由传统的方式来解决已经行不通,我们必须全面引进已被西方国家证明有效的普遍规则,因此第三次启蒙运动应运而生。

第三次启蒙的特点是:不是少数知识精英引进的知识体系来改造传统,现在是底层发出呼吁,要求提供理论规范和价值指导,知识分子对这些要求进行回应。当今的启蒙不再仅仅是思想解放,而且是为新的生活方式阐释新的内容。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启蒙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启蒙从科学深入到理性。五四寻求政治技术,八十年代寻求强国的技术,而没有寻求理性精神。为了实用的目的引进技术,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理性追求的是普遍适用的规则。理性精神的核心就是怀疑精神和逻辑精神,所谓怀疑精神就是用批判性的思维审视问题,对发现真相有强烈的好奇心,不迷信天道,不迷信权威。而逻辑精神就是讲道理,用事实说话,而不是进行道德上的主观判断,不站在立场和意识形态的角度轻易下论断。相比追求实用科学,理性精神不束缚人的怀疑精神,不压抑人的自由思想。

第二、从民主深入到人权。五四以来,人们对民主的各种各样的理解,或把民主当成让人说话,或是广泛采取各种意见,或是像家长对待子女那样为民众规划,这种种理解都是偏颇的。因为这样的民主缺失人权,不谈人权,怎么会有民主?民主集中制把民主当成集中的手段,结果多数决定少数,变成了集中。集中就是集权,集权就是不尊重最重要的人权。而在理想的社会,集中只可当成手段,贯彻民主的意志才是目的;民主也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保障个体的权利和自由。真正的民主就是有保障言论自由的机制,民众享有自主,领袖只是公仆。在一个宪政国家,天赋人权的本质是自由权,由法建立,具有公正的内涵。没有宪政,自由没有保障,每个人都为所欲为,结果是弱肉强食,强者为王,弱者为寇,变成强者对弱者的专制。真正的自由必在法权之下,是人人在法律之下享有平等的自由,就是公平的自由和自由的公平。

第三、消除对普世价值的质疑。中国文化历来承认普世价值,只是我们的普世价值立足于家庭、宗法和恩情之上,它是受限的。西方普世价值涵盖中国的普世价值,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独立的人格和作为人享有的尊严。现在很多人质疑普遍价值,我们要告诉这些人,不能因为是西方的东西就盲目排斥,当下的启蒙,需要抛弃那些束缚我们发展的成见。

尽管当代启蒙相比前两次有很大的改变,不过仍面临着许多困难。简单来说,当代的启蒙面临的任务有三项,首先是用理性对抗天理。天理是任意的,变动不居的,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然而无形中又给人施加压力。天理甚至可杀人,只是它含情脉脉的,而且常常冠以“为了你好”的名义。当代的天理就是潜规则,人情往来、待人接物、上级对下级的关系等等体现出的规则。说假话、溜须拍马都有了道理,相互隐瞒也有了道义的正当性。天理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以立场判断是非,立场一对,胡说八道都有理了。所以,启蒙需要用理性来对抗这些潜规则,这些成见,叫人们首先讲道理,再讲立场。就事论事,针对观点而不针对个人。

其次,以人权重塑自由的概念。在中国古代的自由是没有人权概念的,在知识精英看来,自由就是为所欲为,是规则和秩序的破坏者,在普通大众看来,他们又盲目地崇拜冲破一切束缚的绝对自由,盲目崇拜个性解放。这两种自由观都是对自由的误解,要知道自由不是一个人凌驾于另一个人之上,也不是多数人凌驾于少数人之上。自由就是每个个体都平等,不管他富贵或贫穷,也不论他善良或十恶不赦,都应该享有作为一个人的尊严,都有获得他人尊重的权利。在古代,人们厌恶法律,有息讼的传统,认为打官司是丢脸的事。而我们今人要看到,越来与普遍的打官司恰恰体现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个体尊严意识的觉醒。

最后,在社会上树立健全的启蒙心态。健全的启蒙心态,不是把民众当成儿童,自己高高在上,启发他人。它也不是崇拜大众,把大众神圣化,而要与大众力量保持距离。健全的心态,就是谦逊的姿态,既不贬低也不过分拔高他人;健全的心态是宽容的精神,能容忍反对势力,能允许不同观点自由竞争。健全的心态比具体的观念争论更加重要。

鲁迅说:最怕的是醒来以后无路可走。可喜的是,我们今天的时代已经远远胜出鲁迅那个时代,今天我们要把普世价值融入到个人生活,呼吁理性精神来充实人的内心。在社会上,启蒙的目标就是进行制度改革,营造多元文化,鼓励多样性,允许自由言论。(以上为讲座笔录,由刘正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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