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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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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武汉大学政治学学士(2000),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2003),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2008),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2011-2014),英国诺丁汉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现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主讲《政治心理学》、《发展政治学》、《中国政治与政府》等专业课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通识课。兴趣涉及基层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与后发国家政治转型。著有《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中国社科版2009)、《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北大版2015)等,译有《多元社会中的民主》(上海人民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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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岸:“非线性人生的消失”(转载)  

2014-11-08 05:12:2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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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即将收尾的秋天,我在申请美国的博士项目。找学院教授们写推荐信时,他们对我的择校表示出了好奇。在他们看来,我申请了一些不太主流的传播院校,几乎没有中国学生在那里就读,那里的老师也不是他们熟悉的。我和他们提起一些我所仰慕的人名,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而更关注每所学校的申请几率。

      这种沟通的无奈已经出现不止一次。很多次,我发现向学术圈的人表达自己比向其他人更难。两年前,我抱着寻找认同的目的到香港求学,现在却发现学术圈是个令我感到更加陌生的社区。哪怕和我研究兴趣相同的导师,也完全无法理解我在研究主题上的固执。在他看来,研究是份现实的工作,有经费就做,没经费就搁置。出现了占中,他就写社会运动,没有就继续做选举政治。在我身处金钟现场的时候,已经有不少研究者设计好了条目精细的问卷,当我因为关注事件而身心俱疲的时候,他们已经收集好了数据。明年,新的社运研究将开始关注香港问题。我周围优秀的研究者们,他们的思路,规划和判断总是那么清晰,对每一件事情的归因都像是事先拟定的标准答案。

      读了太多政治心理学的文献,有时候我就会想,是否存在一种叫学术人格的东西,将一些天生适合做研究的人和其他人区别开来。如果存在的话,那它一定不允许反复的拉扯,自相矛盾和自我怀疑。你需要去想,但却不能想得太多。你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即解答问题的速度需要至少和问题产生的速度持平,如果前者大大落后于后者,你会被爆发式繁衍的复杂性压得喘不过气。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顺利找到问题和答案的平衡点,即使找到,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站上去呆个几十年。我的人生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逻辑自洽的阶段,永远都处在被拉扯,被冲撞,被踩踏的状态。每一块破碎的思考背后,都有着过往经历滞重的阴影,无法视而不见,无法完美缝合。那些自相矛盾的东西似乎长在了我的头脑里,如果要连根拔除就会连着大脑一起被拽走。焦虑成为了一种对抗性的生活方式:用近乎自毁的怀疑,去抵制一种线性的发展结构,却被这种结构所反噬。

      丰富的个人经历在学科建制初期是一种优势,因为研究的山头荒芜裸露,经历给人的启示如同最初一批树种,很容易就被制度化为学科的一部分。正如胡安林茨当年在访谈中所言,那些生活在稳定的社会,从精英小学一路读到常春藤研究院的孩子,相比经历坎坷,老是换专业的学生,缺少了很多东西。如今这样的一种人生劣势导致的学术优势早已消散。从某个意义上说,个人的成长越发线性了,所有人都在试图逼近这样一种接近标准答案的道路。非线性的道路正在被淘汰,因为这种非线性的经历所制造的不确定性,不但无法转化为学界所能承认的智识成果,反而成为引发持续焦虑的噪点。并非经历对智识思考不再有正向作用,而是这种作用已经与学术研究相脱节。

     问题在于,在进入研究生院以前,对我影响最大的作者们,几乎都是非线性人生的典范。他们有着生理疾患,性格缺陷,有着数不清的自相矛盾,自以为是和自我摧残。我对学术的兴趣,多半来源于这些作者们所携带的残缺和疯狂。对我来说,学术不仅是为了满足智识上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其内在的非线性特质,提供了逃离并反抗威权控制的一种可持续路径。对于这条可能路径的期待,让我在一开始获得了巨大的智识动力,我对数字政治,公民组织和民主转型的自学,包括这个博客的建立,皆来源于此。

      然而学术共同体本身,早就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传统的断裂,代际的更替,形成了稳定社会的新常态。在民主社会,经历了时代巨大变迁的那代人大都已经去世或者退休,非线性的元素被一次次淘洗干净,剩下一条只能不断往上爬的悬梯。这个体制所要招募的新血液,也不再是过去带点儿疯狂的年轻人。新一代研究者之间变得越来越相似,他们既没有突出的优点,也没有显著的缺点。

      我很幸运地在一个主流学术体制接近凝固的时刻出生在中国。中国的错位之处在于,整个社会的普遍高压下,零星分布着不成气候的反抗。严密的信息控制中,也夹杂着无处不在的漏洞。中国青年在不同的人生时刻,与不同广度深度的信息资源互动,其异质性程度远高过民主社会的同龄人,有无可救药的傻瓜,也有不凡的头脑,尽管后者总是极少数。因此,在中国成长的研究者之间的个体差异也极为明显,远非学科边界所能定义,更无法被现有的边界所框住。

      正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情境落后于学术圈主流所属的美国社会,它在转型中所产生的对抗性元素,在稳态社会看来是过去式。我所希望研究的政治世代和政治社会化,是六十年代的学术风潮,不管是内容还是方法,都早就为人所遗忘。就个人而言,我无法用目前制度化的学术话语去描绘自己,而只能诉诸于过去庞杂的经历。但几乎没人对我的经历感兴趣,我需要呈现的是一个扁平的事实:我阅读过的文献,和我的研究方向。

      这个秋天起,我终于放弃了去融入研究生的群体,放弃了去掩盖自己从来就有的孤独。我一个人去占领现场,参与不欢而散的辩论,看和专业无关的书籍,刻意和线下的圈子保持距离。我花了太多时间在专业之外,继而被四个会议拒绝,博士申请也糟透了。我还是更喜欢和政治圈的朋友们聊天,他们安慰我说,反动派有反动派的乐趣。这句话听上去豪迈,细想却让人难过:才不过两年,学术圈对我来说,已经由反抗的工具,变成了反抗的对象。

      和周围人气质的内在不和,是早晚会撞上的困境。过往经历把我锁定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立场上,如果不接受颠覆性的冲击,基本不会再有更改。第一次面对警察的时候,我距离二十岁生日还有两天。我记得自己浑身发抖,说了好多貌似镇静实则可笑的自辩。背对着太阳即将消散的余晖走回宿舍,我对自己说,绝对不能让余生腐烂在这片土地上。往后我所有的选择,都只是在决定性时刻上做叠加。

      过去的几年,这些选择如同糖衣一样将我层层包裹,让我看上去和周围很多人类似。按照学术的眼光,我和自己的导师也非常接近,我们阅读同样的文献,使用同样的软件,参加同样的会议,都是完美主义强迫症。这些至少是结果层面的相似性,确实在一段时间内减轻了我的身份焦虑。我试着在线下交更多的朋友,加入不同的组织和团队。好多次我都以为自己融入了新的环境,直到一次次事件来临,被激活的矛盾冲毁了我的共同体想象。

      我张开双臂,想把学术和经历连起来,才发现不管是左手还是右手,都触不到两片陆地的边界。我在界限间游走,从前健步如飞,如今气喘吁吁。我不知道应该把自己视为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我究竟是比别人多了些什么,还是少了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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